評論｜「面對共同敵人，和解好嗎？」──談香港民主運動的「敗局困境」

近年來，「本土派」在香港崛起，令香港政壇由建制、泛民二元對立，變成有「天下三分」之說。泛民主派和本土派合起來，就是廣義的香港在野勢力（或稱非建制派）。

多年來，建制派因為有北京統一指揮，即使互相不和，有所互鬥，至少在選舉時，策略都會較為統一；相對而言，泛民和激進派以至本土派之間則經常鷸蚌相爭，選舉時互爭接近的票源，而因為非建制派的票源合起來，只是略勝於建制派，一旦泛民、激進、本土互鬥，建制派便有機會漁人得利。

如果非建制派能夠衷誠合作，在議會選舉的整體席次將會更多，為何他們不這樣做？既然有共同敵人，為何他們總是不能策略性地合作？除了根本性的意識形態不同外，有沒有其他原因？今次立法會有四個議席出缺，在新界東、九龍西區的補選中，為何大部分非建制派可以策略性地合作，安排了一次初選？這種情況是否能夠維持？

對於這堆問題，除了以理念、策略和願景不同為解釋之外，筆者心目中有兩個答案。

非建制派的「囚徒困境」

第一個答案，是香港的選舉制度設計，阻止了非建制派在選舉當中互相合作。

對於非建制派的互鬥，我們可以博弈論（Game theory）作簡單的解釋：團體的最佳選擇，往往不是個體的最佳選擇，而在缺乏互信之下，雙方均假設一定會被對方背叛，結果即使合作有利，也無從談起。因為雙方均認為，即使選擇合作，最終也會被對手出賣，得不到合作的利益（例如：獲對手守諾站台、支持、配票），但卻要單方面承受被出賣的傷害（例如：讓出參選機會；實際選舉時被對方背盟攻擊）。於是，選擇不合作便成為較「理性」的選項，令整個非建制派陷入類似「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的情況。

不過，政治博弈屬於「多賽局」的設定，因為選舉不斷舉行，雙方有不止一次的合作機會，如果真的有共同利益，理應有機會建立互信，雖然免不了分分合合，至少不會總是假設對方背叛，互相死鬥。那麼，為何各派合作仍鮮少發生？答案恐怕在香港的選舉制度當中。

香港的議會選舉採用比例代表制，並非小選區單對單對決爭一個議席，而是一堆政黨在一個大區競逐一堆議席。在這種制度下，每輪「賽局」的得失，非常難以計算，因為選票分配的些微不同，都可以做成議席分布結果的不同。於是，賽局的參加者難以估計合作帶來的好處，兼且在這種選舉制度下，當選門檻被拖得較低，在策略上，只要有一定聲勢的政黨，都有當選可能，都不會放棄參選。

在比例代表制下，配票很困難，泛民主派曾經發生過爭票致盟友下馬的慘劇，例子如，在2012年立法會選舉中，公民黨最後階段全力吸票，導致民主黨李永達、陳樹英「夫妻檔」墮馬；2004年，民主黨李柱銘、楊森團隊黃昏告急吸票「吸死」何秀蘭。即使北京的配票也不盡成功，在2012年香港立法會選舉，建制派大將劉江華高票敗選；2016年，議會常客王國興也落馬。建制配票固然比泛民統一，但也不見得配票如神，因此，泛民和本土互鬥後出現惡果，應怪罪於內訌還是選舉制度設計，難以說清。

有這個認識，就不難理解為何今次兩個選區補選當中，泛民主派和溫和本土派罕有地同意初選。因為今次選舉是一區補選一個議席，把平日混戰的選舉，變成了一對一的較量，光譜較接近的泛民主派和溫和本土派的支持者之間，非常容易計算到，互鬥只會便宜了建制派，於是才有初選的局面。因為非建制派支持者大多非常討厭建制派，一旦誰勉強出戰令建制派勝出，恐怕支持者的反彈非小，大部分非建制派中人當然也明白這狀況，初選便成了較理性的選項。（註一）

可惜，單議席決戰的情況，並非香港選舉常態，一旦選舉回到「比例代表制」的常規，議席勝負的計算變得異常複雜，策略性和解狀況便難以重現。非建制派到了之後的正式選舉，只會繼續互相攻擊。

中港實力懸殊下的民主運動困境

至於第二個答案，則需要由香港的地緣政治經濟結構去思考。正是這種大環境，令香港民主運動的政治博弈，達致了一個非常差的最終均衡點。

多年來累積的新仇舊恨，導致非建制派內部四分五裂，各派常常互相指責，甚至泛民和本土兩派內部支持者亦互相仇視。在泛民主派當中，較為年輕基進的「進步民主派」，例如學民思潮、社民連等，和「舊民主派」即老牌政黨民主黨等，互不咬弦；在本土派當中，青年新政和本土民主前線等，便和「熱普城」等政黨勢成水火。

不過，各個派別不是沒有共通點。第一，泛民主派和本土派的共同最大敵人是北京；第二，他們均同意最終的政治目的，是在香港實現自由民主制度，普選出所有政治代表。不少本土派認為，香港的民主化只能在香港獨立的前提下爭取，泛民主派雖然對港獨這一議題不感興趣，但近年也有強烈的本土傾向，認為香港應該爭取最大程度的自治，和守護本土利益，因此出現年輕一代的「自決派」；部分激進本土派也有修正自己的取向，例如有本土派「國師」之稱的陳雲，便聲言香港的出路不是獨立，而是永續《基本法》。

事實上，把本土派和泛民主派的政治主張攤出來比較的話，可以見到他們的政治藍圖實非天差地遠，甚至可能共通點多於差異。

可惜的是，香港的地緣政治環境，並沒有為他們提供長期合作的誘因。

在選舉制度之外，香港更大的政治困境，就是作為宗主國的中共，實力太過強大。中共作為威權獨裁政黨，在改革開放後，逐漸放棄社會主義理想，代以民族主義作為統治合法性的來源，現正如日中天，經濟實力強大，國內亦沒有政治自由化的跡象，民族主義亦在不斷增強。

今時今日，中共並沒有和港人商討民主化和獨立自治的動機；甚至，隨着它的自信增強，以及香港作為一國兩制示範單位的意義減退，香港的戰略重要性也在下跌；香港也因為人口實力對比太懸殊，完全沒有和北京在武力上抗衡的可能。

在這種情況下，至少在當下的歷史時空，香港非建制派要和中共決戰，暫時毫無勝望，於是在回歸之後，只要中共下定決心不惜破壞一國兩制也要政治彈壓，香港的非建制派也只剩下退守一途。這亦是香港回歸後的政治發展軌跡。

這種困境，在2014年的雨傘運動中表露無遺。以這場運動的規模而言，如果在任一威權國家發生，很可能已政治變天。然而，傘運不是發生在中國大陸境內，對於中共內部管治無損，香港等於以自己為人質，妄求北京改弦易轍，結果是北京完全不為所動。在之後的香港所有民主抗爭運動之中，中共均是勝利的一方，歸根究柢，是雙方力量完全不對稱所致。

短期難逃低潮與互鬥

這種「敗局困境」對於民主運動有災難性的結果，其原因至少有三個：

第一，它令非建制派共同的政治目標，即香港民主化，至少不可能在中短期內一蹴而至。如果中共政權與香港非建制派的實力差距不是那麼懸殊，而非建制派合作會令反抗力量明顯增強，那麼，各非建制黨派可能會考慮到，一旦合作很可能即可取得民主化的成果，那大家便有動機放下前嫌。但今時今日，雙方合作所取得的最大共同利益，等於不可獲得，這導致大家合作的動機大減。事實上，香港非建制派中人，大抵心知肚明，當下香港民主運動和中共有巨大的實力差距，因為短期內無論如何都會輸，於是合作即無必要，倒不如各自肚腸，以保留自己派別利益為要務。

第二，如果以爭取民主為衡量派別成敗的指標，那無論誰帶領香港的民主運動，結果都必然會「失敗」，因為非建制派短期內根本無任何手段，能令中共倒台、令中共放棄對香港的主權，或令中共容許香港民主化。於是，民主運動不論由誰來帶領，分別只在於誰更能延緩中共的手伸進香港。當然，即使如此，運動的操作也有高低之分，但因為「敗局」屬於必然，批評則容易不過，「鳩搞」、「永續社運」的說法，便極之容易出現及被支持者消化。這種困境令民主運動出現弔詭一幕：誰帶領運動，誰就被非建制其餘派別往死裏打，但當要換人上陣，許多原本作出攻擊的派別，卻突然人人均說要撤退保存實力，無人願意上陣領軍。

第三，這種現實的政治困境，未必人人同意或人人接受，各派別領導者要聚集支持者，也不可能常常提及這種困境，以免損害士氣，失去部分熱血心雄的群眾的支持。於是香港出現很弔詭的政治場景，從政者都承認短期內民主和獨立皆不可能，但在公開的政治討論當中，絕少人會由這個前提出發建構論述。非建制派私下會承認退守之必要，但在和支持者的溝通當中，均一直散播「希望」，把每一次戰役的失敗，歸因於政治對手的不濟，或有人拖後腿，而與己無關；更加機會主義的做法，是一邊批評對手領導無方，拖累運動，自己一邊找藉口避免出頭領導下一場運動，在政治偏安中收取僅餘的紅利。

在這種惡劣博弈環境下的「敗局困境」，令香港民主運動的前途非常令人悲觀。事實上，己方在敗退中互相指責，機會主義者爭奪最後的政治紅利，在歷史上不止一次發生，明清換代之際明室南渡、國共內戰之時國民黨各派互鬥，就令後世讀史者常掩卷嘆息。

在雙方實力對比差距極大的情況下，理論上，弱勢的一方想要長遠獲勝，最好的選擇是積蓄力量，麻痺對手，等待時機。可是，現實上這種戰略做法難以實施。因為民主運動不是兩軍對壘，民主運動參與者是自願組合的，難有這種因應情況或戰或和的統一性和靈活性，主張議和待機者很容易被激進派批評為投敵，而溫和派中人主張議和待機，亦有不少人打着各自算盤，索性投降而放棄真正目的，或被威權政府吸納而不自知。

這個困境看似牢不可破，只因當下中共如日中天，不受民主浪潮的影響。然而歷史發展的經驗告訴我們，歷史有其潮流，亦充滿意外，而人類追求自由的心，在長距離的歷史當中，仍是顯而易見的。不過，在短期內，香港民主運動低潮互鬥毫無進展，是頗難避免的了。

（梁一夢，自由撰稿人）

註一：當然，小部分激進本土派對初選完全沒有興趣，這也並非不能理解。首先，今次初選由傳統泛民主導，激進本土派光譜相距較遠，激進本土派亦長期批評泛民主派和許多溫和本土派為「私相授受」的「左膠」。他們的支持者不但反對中共的專政，亦敵視幾乎除自己外所有的政治派別，實難掉過頭來合作。其次，激進本土派本身亦不被大多數的非建制選民所喜，雙方「仇恨值」本身已很高，激進本土派很難爭取「主流」選票，即使出戰而被視為搞局，恐怕亦是“nothing to lose”。對於突然出現的策略性合作機會，激進本土派無意參加，是可以預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