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嚴薔：削減文革的教材，卻為何擴充了改革開放？

幾年前，有次在中國內地搭乘火車，對面是對已移居南方的東北母女。母親五十多歲，女兒剛工作不久。間中聊到文革時代。「哎呀我們當時去北京保衞毛主席，聽說有人要害他，我們一腔熱血去北京，看到那些大字報，有些寫得可好了，可不是政治口號那麼簡單，我們都拿出筆來抄」──說起紅衞兵歲月，阿姨眼睛裏泛着光：「那時候大家可有理想了」。但她緊接着語氣一轉：「但是啊，我們當年這些政治的東西，都是年輕人頭腦發熱。你看看香港，年輕人有什麼好鬧的呢？整天都關心政治，別的什麼都不做，像話嗎？我跟我女兒就說，沒事別摻和這些政治的事情。」

一腔熱血和低調犬儒──短短的一段對話，這位中年阿姨似乎同時讚美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心態。其實，每當文革的歷史記憶成為話題，這類矛盾便時刻可見。

但它也許有助於我們理解近日圍繞文革的爭議。上週，微信朋友圈流出消息：中國即將出台的新初中二年級歷史教科書中，涉及文化大革命的部分有所刪節，且不再單獨設課，而是和文革之前的時代一起，合併為「艱辛探索與建設成就」。還有人發現，涉及文革定性的詞彙有所改動，比如「毛澤東錯誤地認為黨中央出了修正主義」變作「毛澤東認為黨和國家面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等等。

這一改動刺激了知識分子群體。一家香港傳媒在廣州採訪中學生的視頻報導，更叫人生氣：在節目中，一位女生認為，減少討論文革可以讓中國歷史「更加完美」，而另一位男生則覺得，已經發生的歷史「有它的意義」，既然教科書已經修改，便按照它的樣子去學就好了。

在這則報導下，不少留言指責中國教育「洗腦」。然而，撇開學生面對鏡頭是否敢於「說真話」的問題，這次教科書修訂，恰恰不應該理解為「文革平反」或「篡改歷史」——因為它不是壓制，也不是修改，而是一種全新的東西。
比如，我們可以注意到這樣一件耐人尋味的事：在流出的新教科書目錄中，與「縮減文革」相對應的，是原先的「改革開放」一課被擴展成了兩課——「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

為什麼在「弱化」文革教學的同時，改革開放篇幅又雙倍擴展？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也許，我們應該首先回到這次修訂教科書的直接背景。

中央集權的「部編本」教科書，意識形態大雜燴

要拆解這層矛盾，首先需要理解的是，這次修改的教科書，是還未定稿的新「部編本」送審稿。其背後，是中國教材與基礎教育重新中央集權的「部編化」。

1980年代中期，中國開始了一系列向下放權的教育體制改革。這類改革，一方面是將高考制度靈活化——各省採取不同的考試形式和分數體系，比如有些是考前申報志願，有些是考後，有些採取文理分科，有些採取更專門化的「X科」制度，考生在高考只專注一門專業科目；另一方面，則是放鬆教材控制——允許地方按照國家級教綱自行組織編訂教材，只需經過統一審核即可以投入使用。於是，在1990年代之後，越來越多的地方省市版本教材——如「蘇教版」、「粵教版」、「嶽麓版」等進入教學。

與教育改革同時的，是意識形態上的放鬆、轉型。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的意識形態系統，由先前的「階級」和「革命」逐漸轉向「文明」、「文化」、「中華民族崛起」的民族主義、發展主義敘事。而這種變化也隨着教材的「多元競爭」，在歷史課本上有所反映。如一線歷史教師常常會說「嶽麓版」教科書更傾向「文明史觀」，即將歷史理解為文明進程與興衰；而統編的「人教版」就更貼近正統意識形態敘事，比如會更為堅持斯大林時代發明的「歷史階段論」，以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劃分，以不同階級的鬥爭矛盾判斷歷史事件。

不過，各地教材混用的情況，到了2012年成為一大問題。在嚴抓意識形態的背景下，之前地方教材的各類問題——如編寫中的疏漏錯誤、較為混亂的編排，意識形態強度不夠等等，都被中央批評。政府隨即將教材編寫權力收歸中央，2012年開始，推動中小學「三科」——即歷史、政治、語文教材的全新版本編定。

然而，「諸侯時代」的許多新編寫思路延續到了新版的統編教材中。儘管在新時代，強調「紅色基因」是一大特色，但其背後，其實是將幾種主流敘事混合起來：一是冷戰後的現代化文明史觀，將歷史視為各個文明向現代化邁進的線性道路；二是民族史觀，將近代中國歷史理解為遭到殖民威脅，不斷反抗並最終在中共領導下獲得勝利的歷史；三是傳統文化觀，課本中加入大量「傳統文化」內容，強調不同朝代創造了如何輝煌的文明成果。舉例而言，傳統中共史觀講授春秋到戰國的變化，會強調那是「奴隸制社會」到「封建社會」的過渡，區別在於經濟基礎——土地所有制度由貴族土地所有制變為封建地主階級佔有，生產關係由奴隸制變為自耕農體系。這些「考點」，在新教材中已幾乎不復存在，這段時期的考點，也變為戰國七雄、戰爭與混亂、百家爭鳴。

於是，新版「部編本」課本可以說是過去二十多年的放權改革與新意識形態要求的中和之作——一鍋多史觀、多意識形態的「亂燉」。要說它是意識形態倒退或是「回到文革」，是一廂情願的判斷，因為從削減文革篇幅，褒揚改革開放的調整中固定下來的，是中國歷史課堂教學過去二十年的某種句型：「文革徹底過去了，再也不會回來」。

「徹底告別革命」：中國教育如何講授文革？

在中國內地的部分中學課堂中，文革歷史教學其實很「地下」也很「開放」。
如何開放呢？具體而言，文革歷史教育有兩套語言，自由主義語言與強國主義語言。
自由主義的語言，可以參考前些年北京知名歷史教師袁騰飛的教學。袁是海淀區資深歷史教師，還參與過教材編寫工作。但是他成名的直接原因，是他在網上發布公開課視頻，其中大談毛時代的野史「黑材料」。他的講課視頻在網上流行甚廣，也因此被左派批判為詆毀毛澤東。之後袁退出體制，並最終在2017年被網絡安全部門打壓，微博被封。

袁騰飛的故事說明，在2010年之前，歷史教師中間公開持有不同於官方觀點的，不在少數。事實上，只要視頻不上網，中國有無數關上教室窗戶談論文革黑暗面的教師。「關起門來講野史」非常普遍。這多少是因為教師作為知識分子，對文革歷史有極強的敏感與焦慮。批判乃至全面否定文革，對他們來說，是捨我其誰、責無旁貸的。況且在課堂上這樣討論，風險並不高。中學遠非大學，學生「舉報」很少，校方也沒有太多介入的興趣。

在這樣的「開放」討論中，蘊藏着徹底反對毛時代的敘事。也就是說，人們不僅僅徹底否定文革，還要否定中共建政的歷史。1980年代之後流行的「告別革命論」在其中作用很大：文革中迫害了很多人，造成了社會大動亂，為什麼？因為毛強調階級鬥爭，強調革命。所以，自由主義論述的最終指向，是否認中共政權革命上台這件事本身。這在官方看來，無疑是倒向徹底的「歷史虛無主義」。

而民族主義的論述，則是進一步拆分毛時代三十年的歷史，分為「前十七年」和「文革十年」。在這套論述中，前十七年的建政、三大改造、工業化、鞏固調整，除開大躍進和三年饑荒，都屬於道路正確，而文革則是突然間打亂了原先「蓬勃向上」的強國計劃。如一名持親政府立場的好友曾對我所說：「我覺得，要是沒有文革就好了，一直一心搞建設的話，我們今天可能已經是發達國家了」。

我們不能完全把以上這兩套敘事看作是彼此對立排斥的內容，因為它們常常共享同樣的語言——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說：「如果沒有文革，我們就不會有那麼多苦難」；民族主義青年說：「如果沒有文革，我們就不會那麼積貧積弱」。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說：「社會秩序瓦解，就連國家主席也被批鬥，知青下鄉毀了一代人」；民族主義青年則說：「社會秩序瓦解，人們整天吃不飽，大好青年下放了農村而沒有為科技發展做出貢獻」。

在改革開放的四十年裏，這兩套文革敘事，其實在歷史教學與記憶中同時存在，相互支持，當然也頗有衝突。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警惕民族主義，擔心這種趨向會造成因言獲罪式的「文革重演」，人們不能持有獨立的思想；民族主義者則認為自由主義的社會理想會擾亂秩序，造成街頭政治式的「文革重演」，阻礙強國進程。

然而，兩者的內在衝突，卻不影響他們之間的共識——文革不能重來。儘管對文革的定義略有不同，對文革「害處」的判斷也有出入，對「文革重來」的具體恐懼也不盡相同，但大部分自由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大體上都同意這樣一種主張：社會需要穩定和發展，未來的變化需要由改革而非革命實現。

但同樣是「告別革命」，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面對文革的心態卻又不同。於前者，文革是一場夢魘，需要不斷警惕、防範、阻止，所以「記住文革」和「反思文革」尤為重要；於後者，文革是國家富強路上的一個阻礙，它本來不應該存在——「要是沒有文革就好了」，這不正是廣州學生在鏡頭前的話嗎？「讓歷史更加完美」。

我們不都希望文革徹底過去再也不回來嗎？假如民族主義者這樣問，自由主義者是無法不點頭的。但自由主義希望保留作為幽靈的文革，民族主義希望徹底翻過歷史上難處理的這頁。終於，告別革命的共識之上區分出了新的勝負：「別談文革了」，民族主義者大聲說，我們談談「艱辛探索和建設成就」吧。

從決議到遺忘

既然官方教學方向已經轉向淡化文革、弱化文革歷史，民間便一定會出現反彈的聲音：「我們偏偏要記住文革，官方教育不反思，我們就用民間的語言和力量反思」。

這固然是好事。從來，歷史都不會徹底被官方所壟斷。家庭、媒體、朋友，非正式的歷史傳承方式始終有縫隙。再不濟，中學教師們仍然會關上窗，借用課堂時間，跟學生們敘說「十年浩劫」。何況今天民族主義敘事的勝利，足以將自由主義的文革敘事變成「地下正統」。愈是官方不希望說，民間就愈希望說，而這麼說的人，也容易因為「異端」身份而躋身真理行列。

可是這也意味着，論述文革的框架很可能將以對抗的形式，繼續在1978年之後的某種「共識」中打轉。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兩套反文革敘事，其敘事結構都不遠離1981年6月27日鄧小平主導下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正是這份決議定下了「否定文革」的共識。

齊澤克說過一個笑話：工廠裏的幹部懷疑一個工人盜竊，但他每天都推着一輛空手推車離開工廠，大家查不到他偷了什麼。後來有一天人們恍然大悟：他偷的是手推車！《歷史問題的決議》恰恰形成了這樣一個效果——它是一本關於文革的劇本手冊，定義了文革的時間、性質、主要人物、登場時間、戲碼和台詞，以致無論是自由主義還是民族主義，在講述這個故事的時候，都常常要以《決議》為藍本。於是，當歷史教科書有所修改的傳聞傳出，一些自由主義者拾起《決議》，義憤填膺地說：「都有歷史決議了，為什麼不遵守！」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一份決議而非研究報告，它的主要目的是形成政治共識，奠定鄧時代的政治基礎。到了今天，它的政治地位並未失效，只不過不再那麼重要。但是，對於試圖記住歷史的人們來說，《決議》提供的僅僅是一份姿態。

針對文革表態，其實不難。事實上，要把長達十年（甚至在很多研究中可以長達二十年）的一個歷史時段變成諸如「十年浩劫」一樣簡短有力的詞彙，將歷史從知識變成姿態似乎很有必要。其實，很少有同樣長短如此複雜的歷史時段，像文革一樣被如此高密度壓縮，標準化。比如整理口述史時，常常會遇到這樣一種情況：一些年長者會將反右、三年饑荒、大躍進、文革的歷史統統混在一起。「那時候吃不飽飯，大家天天參與政治鬥爭，門口整天看到死人」。如果你追問下去，這些細節可能會漏洞百出，這是因為老人家經年之後，會把不愉快的歷史全部錯置，放到一起，打包封存。

這其實意味着，中國人對文革有一種鬆散的全民共識——通過學校、家庭，大多數中國人學習到的，是一套隨時可以打包回家的，關於文革的姿態與身體反應：反對、否定、拒絕。這種反應為自由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所共享，今天的教科書修改，並沒有顛覆這種共識為文革招魂，而是取道共識的民族主義一端。
可是，如火車上那位阿姨所示，文革歷史與記憶可以充滿矛盾，貫穿歷史與現實。這樣的親歷者感受，其實以自由主義或民族主義的語言都無法完全概括，卻真實、大眾。文革這個概念包含了太多衝突的歷史事件：有保守的建制鎮壓，有激進的下層造反，有無政府式不斷革命，有宮牆背後的權謀鬥爭……但一旦我們不將這段歷史作為姿態而是作為知識來了解，我們必然會迎面撞上極其錯綜複雜和沉重的歷史材料——然而對今天人來說，這麼重的材料，誰願意作為知識而非姿態接觸呢？而當它沉重得不可接觸時，遺忘文革，想想改革的好，對很多人來說，似乎又顯得那麼順理成章。

（嚴薔，人類學學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