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7年勞動基準法（勞基法）爭議帶動了台灣社會近年來最大的勞權抗爭，許多人開始嘗試走進工運現場，一群清華大學學生透過現場觀察、問卷調查、事後訪談、共同討論與寫作，試圖從非工會動員的青年勞工、學生視角，寫下參與這波勞權運動的紀錄與感受。
台灣這一波勞基法修法爭議，自2017年11月開始在網路上陸續出現討論，幾個瘋傳的圖文懶人包，讓過去鮮少為人留意、只有「少數勞團」在乎的勞動權議題，在這次修法過程中逐漸發酵，成為社會普遍認知的重大事件。從去年「拒砍七天假」、反對「一例一休」抗爭開始，社會對蔡英文政府政見跳票等不滿慢慢浮現，但彼時參與抗爭行動的，多是以「工鬥」等為主的社運團體。
然而，賴清德一上任行政院院長就推翻前任院長林全的修法，隨着去年11月中後半立法院開始修法審查，從民進黨政府在勞動政策上的反覆，再到民進黨立委、公聽會資方面對抗議的屢屢失言，都與蔡英文總統上任前承諾的勞權政見扞格不入。民進黨政府與立委面不改色、傲慢地說出立院外的抗爭者不過是少數人的聲音，甚至只是事先預錄好的「錄音帶」；加上此前賴清德說照護員薪水少就當「做功德」惹議，民進黨政府這一連串「幹話」（空無內容的垃圾話）的失言，持續地替勞基法修法爭議加溫，民眾對修法的關注程度增加了，憤怒情緒同時也快速在網路上匯聚。
在過去幾年「青貧族」、「崩世代」、「22k」成為熱議話題的背景之下，這種憤怒的情緒自然延燒到青年學子。以清大校園為例，學生們很快地集結起來，以去年12月23日的遊行作為工作目標，一方面從議題宣傳着手，事前與台灣電子電機資訊產業工會合作籌辦講座，並在校內搭建布條、貼海報；另一方面，基於對即將出現的大規模示威的參與者好奇，部分學生也臨時籌組了清大調查團，透過現場問卷來了解遊行參與者的背景與動機。（註一）
儘管清大原本就有以「校內兼任助理」議題為契機成立的學生勞權社團，校內學生自治組織裏也有少數專注勞動議題的學生，但在這波修法之前，清大的勞權組織只剩一息尚存，且鮮有人聞問。這次從清大出發參與遊行的四、五十名青年學生中，過去大部分都未曾投入校內勞權社團，有的是剛從校園畢業的年輕勞工，有的兼顧勞工與學生身份，有的人剛從職場回到校園，大家都是被這波政府發言激發出強烈不滿，對台灣勞動處境感到憤怒，才首次參與勞權抗爭。帶着憤怒、不滿或好奇情緒的這群學生，各自揣着不同的抗議經驗上街，更難以想像1223遊行當天後來的發展。這群清大學生粗略可以分成遊行校內召集者、一般參與者、調查團訪員三種視角；透過不同視角的交織，也許可以描繪出另一幅1223抗爭現場景象。
1223抗爭現場的行動與轉折
清大隊伍在1223反對勞基法修惡遊行的當天經歷，可以經由五個重要事件，區分出不同時間區段：
一、約下午一點半到三點，隊伍集合到遊行出發
當天一部分清大社會所同學號召清大學生上街，在新竹集合後，北上於監察院集合，接着一同前往民進黨黨部前集合。社會所遊行召集人M事前曾透過校際運動網絡，並以社會所學生會身份參與第一大隊（註二）籌備會：「前往黨部前，我先依照籌備會時接收到可能臨時行動的消息，告訴現場的同學若遊行時看到有大隊開始停止遊行，出現其他動作，那麼就表示可能會有加大抗爭強度的行動出現，請可以接受的同學也加入，不能接受的同學繼續遊行。」當時在黨部前現場有幾個行動劇與短講。
在遊行前，清大調查團把握有限時間做現場問卷調查，訪員J：「當天來的民眾普遍年紀都不小，很多五十多歲的，有夫妻一起來，甚至有帶爸媽（阿公阿嬤年紀）到場的，還有許多年輕勞工、NGO等。」
遊行開始後，社會所同學拿着各自的標語、旗幟，隨着指揮車方向走及喊口號。社會所同學Z：「這樣的安排跟我以往的經驗不太一樣，類似的工運都會由勞團先衝，然後學生或其他參與民眾在後頭，我並不是很清楚會為何第一大隊是被安排在最前面。」接着，當隊伍走到忠孝西路時，指揮車稍微等了一下，後面第二三四大隊突然跟大家說要折返回去。
二、約莫下午三點多，第一大隊折返後，在行政院前與警方衝突
當時清大社會所、東海人間等團體及具社運經驗的散戶往回跑，看到工會隊伍已先佔領忠孝西—中山北路口，當時指揮車大喊：「警察出去不要介入遊行。」不久後指揮車則指示：「原訂的路線被警察更改，所以要衝破中間的封鎖。」訪員J：「馬上就看到南產總（台南市產業總工會）很熟練地手勾手開始衝，中間警力大約一排，在兩三次後就被衝開。」
後來，有部分人往中山北路走，嘗試要把路障推開，另一群向行政院跑的青年（由不同院校同學組成），多是事前與Ｍ討論自己可以承受高抗爭強度的人。根據M的口述，當時也聽到過去曾在異議性社團有合作經驗的運動者邊衝邊喊：「可以衝的注意安全，脫掉書包往前，不行的待在隊伍！」隨後，一群人把行政院門口的路障拉倒，但多數人不清楚計劃是要佔領行政院前的馬路，使得突襲行動後援不足，群眾並未快速聚集。
在忠孝西路時，由於抗爭動線不清，有群人往地下道走，社會所同學T也進了地下道，T表示：「當時滿害怕的，後面好像被警察圍堵，其他人進不來，前方沒看到人，我走在地下道時覺得很不安。」群眾從地下道出來後被分散成兩群，一部分的人往左邊走，想要去把被路障和警察堵住的群眾放過來，所以發生一些小衝突，剩下的人就待在地下道出來的兩側。
三、下午三點多到四點，在警方包圍下，現場民眾開始就地靜坐
在行政院前第一波衝突後，第一大隊的成員四散於行政院及監察院前的路口，此時指揮車則告知，接下來將停止遊行改為持續靜坐直到被警方驅離，同時也盡可能提醒現場群眾可自行選擇要繼續留下或沿着北車方向離去。
召集者M認為：「我有點擔心上一波衝突會對有些同學造成身心刺激或不適應，所以和同學們聊了一下，部分的人表示：『不知道要往哪裏衝』、『不知道主辦要幹嘛』。」而在主辦方宣布開始靜坐後，由於缺乏明確指示，讓許多人對行動感到茫然，因此選擇離開現場，散戶參與者流失的速度相當快，而清大的同學也有部分陸續離去。
四、下午五點多，指揮車宣布整隊，要衝撞「最後一波」並解散
一直靜坐到傍晚五點多，指揮車忽然改由桃園市產業總工會（桃產總）的毛振飛領導，要群眾整隊、準備「最後一波」衝撞行政院。而當指揮車開向政院門口、群眾與警方發生推擠時，前排傳出「有人受傷」的消息，因此衝突暫停。現場的指揮狀況相當混亂，指揮要求群眾疏開通道讓傷者出來，僵持了五至十分鐘，同時警方持續動作，群眾零星呼喊着「警察後退」、「警察不要動」等口號。此時現場氣氛已逐漸降溫，雖然前端的抗爭者仍想繼續衝撞，指揮卻突然宣布遊行解散、擇日再戰立法院。有許多參與者不願解散，不滿而與工運團體隔空叫囂。
「我和同學及幾個學生運動團體的成員們，臨時拉到旁邊開了個緊急會議，想商討出下一步青年團體的策略。然而就在商討的過程中，指揮車開走了，原本士氣高昂的群眾也開始散去，而我們就往高教工會那邊走去找青年工會組織者討論後續。」召集者M說明。
五、約晚間八點，警察準備清場，群眾展開游擊戰，最後發生東三門驅離事件
主辦團體與相關工會在六點多離開後，現場留下的多是青年團體、自發群眾，約有400至500人，在沒有明確組織引領的情況下，輪流短講至晚間八點多。當時已經過了集會申請時間，為了避免被警方順勢驅離、恢復路口通車，因此示威者開始自行整隊、往馬路中間擴散，此時警方也開始集結、準備驅離。M回憶，當時大部分人開始往北車方向移動，「前端的人開始往後喊說我們要衝向街道中間，於是一種向鬧區造成交通干擾的『游擊』就開始。」
參與者Z：「我們一路喊口號，到了西門町、市民大道等街口的時候就在斑馬線上『休息』、停留十幾分鐘癱瘓路口的交通。」 參與者Q說：「過程中也是有一些零星衝突，像有人被公車按喇叭，就挑釁地坐在地上，也有人因為被機車騎士罵而跟對方互相叫囂。」繞行西門町一圈之後重新回到中華路上，附近大部分的路都被警察封鎖了，拿麥克風的人提到市民大道旁仍可通行，而後大家沿着市民大道旁一路走到北車的北門。到了晚間十一點多，群眾討論後決定不前往民進黨部，而是回到忠孝西—中山南路口。
當群眾回到行政院旁，警方人數是抗爭者的數倍，也開始圍堵、準備清場。M：「主抓mic的人開始要大家討論下一步，但他們對當時情勢的判斷是，因為抗議者與警察人數懸殊，找不到持續抗爭的突破口，因而傾向解散行動。其實在當時的情勢判斷下，解散意願是比較高的，因警察人數懸殊又沒有突破口。後來身旁有人說中山南的某個小巷是通的，於是一群人又往小巷去，可惜隊伍後段被警察攔截，以至於最後到東三門的人數也只剩一百多人。」
參與者Z：「我們約四十來人在無任何說明、舉牌的狀況下被限制人身自由長達一個半小時之久，警方一再說『我們要保護民眾的人身安全』、『我請你們離開』、『你涉嫌煽動群眾造成公共危險』等。直至將近凌晨兩點，介壽派出所所長蔡漢政強行把律師以及一名進行拍攝的民眾拉上警備車。」
從遊行到游擊，直到凌晨兩點多，三台警備車開走，分別將包含律師在內的「陳抗者」載到大湖公園、南港和關渡等距離抗爭處數十公里的遠處放掉（這在台灣抗爭場域通常稱為「丟包」），而在東三門原本被圍在外圈的人也才漸漸散去⋯⋯
運動現場的三種情緒：陌生、困惑、憤怒
對參與遊行的清大學生而言，1223這一天的心情幾經起伏，從出發到台北、準備、路上行走喊口號，再到衝突、靜坐、被宣布解散，而後突如其來的游擊、被警方長時間困住限制行動、到警備車上、被丟包而後離開，雖然每個人親身參與的時段不一，然而透過網絡連結與手機即時通訊，彷彿都共同經歷、共享緊張或激憤的情緒。歷經五個不同時間段的抗議活動，也不再是下午遊行的面貌，這個夜晚似乎也特別漫長。
「陌生感」幾乎是所有清大的參與者在這場運動的第一種感受。遊行隊在監察院門口集合時，除了號召校內參與遊行的召集人M因為事前參與主辦方會議，知道將會有抗爭行動之外，大部分的人都在嘗試體驗、理解這場十多年來少見的大規模勞權抗議。示威前晚臨時成立的清大調查團，聚集了十餘名訪員，透過問卷調查現場民眾的背景與參與動機，發現現場抗議民眾的組成多元：有年輕勞工爸爸利用唯一一天休假抗議、親子共學團的媽媽們推着嬰兒車帶孩子一起參與，在工會、NGO團體之外，也有非常多自行前往的民眾。
對許多第一大隊的參與者來說，整場遊行的指揮與行動安排也很模糊。兩點多後整個遊行隊伍是以第一大隊作為開頭的；開始遊行後，同學之間耳聞將有佔領行動，卻不清楚時間點與位置，直到忠孝西路口指揮車突然宣布折返，被指示衝入地下道、返回忠孝東路，站在前排的同學和其他參與者開始往回衝，與警方有直接的推擠衝突。「為何我們在隊伍前方？」「工會參與者在後方哪裏？」「這波推擠的意義是什麼？」這些困惑都要到約四點，整場嘉年華式遊行轉變為持續的靜坐抗爭後，才在同學間開始討論，大家共同的焦慮是「不知道要幹嘛」。此時第一大隊的帶領者在附近說明，第一大隊的工作不是要衝撞，請民眾自行評估是否參與，這些說明卻讓眾人更加困惑了。有訪員也開始試想，學生團體或許還有提早聽聞佔領行動的可能，但剛剛受訪的那些民眾根本無從得知，靜坐現場人人面面相覷。
「困惑、無所適從」的感受大概在五點多來到最高點，指揮車要求群眾整隊最後一波衝撞行政院，與警方僵持下，指揮車很快地陸續傳達「前進、後退、解散」，留下錯愕的眾人，「就這樣結束了？」遊行的動能在混亂的場面下快速消散，許多民眾不明就裏的離開。現場瞬間少了許多人，這場運動能量本來源自對民進黨政府的「憤怒」，在那個現場，也部分擴散到這場勞權運動的運動內部，這場運動該怎麼安排？該由誰帶領？青年是否只是配合的角色？
宣布解散後，部分工會團體、學生團體、NGO以及部分民眾不願離去，但因為預期集會申請時間過後將有清場行動，四面傳開阻擾交通的抗議方式，開始了所謂的「游擊行動」。奔跑到深夜，社會所幾名學生被圍堵在北車東三門前長達兩小時，直至最後被丟包郊區。整個抗議過程警方限縮遊行路徑、動用大量拒馬、圍欄，最後在無法源依據下展開包圍限制行動，警方的陣仗、手法遠遠超越以往的規模，這些民進黨政府的應對措施無疑助燃了參與者的憤怒。
青年登場，工會未退位，然後呢？
參與者在現場的「陌生」、「困惑」或「無所適從」，乃至「憤怒」等情緒與感受，事實上跟運動整體的參與狀況密切相關。就整場行動來看，許多前來遊行的參與者並沒有運動組織的背景，但充分展現出對勞動環境惡化的關切憂慮。這些溢漏於既存運動組織網絡之外的抗議參與者，是以往勞權抗議運動裏少見的生面孔。
如果我們姑且將所有當天遊行的參與者，大致粗分為工會運動組織參與者、非工運運動者（如學生勞團、大學異議性社團等），以及主要不是經由運動組織動員的一般參與者。這三種不同性質的參與者在運動現場彼此互動，因為對工會抗爭傳統的認知與經驗不同、組織決策權參與或知情程度不一，以及對抗議活動的退場機制與時間點想像有異，生成了這些歧異卻深刻的感受。當一場全國性議題的勞工運動，開始有大量非工會動員的參與者加入時，參與者的多元組成讓現場的每個事件都充滿了更多的可能與變數。
調查團的現場問卷能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當日的情況。篩選掉主要由工會動員參與者構成的第二、三、四大隊樣本後，第一大隊的樣本中有兩成人是第一次上街頭，其他八成有抗爭經驗的參加者，也僅有三成左右參與過勞動議題相關的抗爭。根據調查團在現場的計算，第一大隊的參與者佔約當天遊行人數（以最低警方估約5000人計，主辦方估約一萬人）的二分之一，換言之，在一個工運抗爭的現場，約有四分之一的參與者從未參與過與勞動權相關的抗爭。
我們在現場觀察發現，可能因遊行主要組織者對群眾組成的掌握不足，控場較為生疏，有時會出現指揮者與群眾無法有效互動的狀況，部分社運經驗較少的青年抗爭者也難以深刻參與其中，像是遊行路線混亂，或者是指揮車多次帶唱勞動者戰歌，但非工運系統動員的民眾還是感到很陌生。此外，現場指揮車宣講的內容和語彙，其對話對象的基本預設也是工會成員和特定行業，並未有讓自主動員的民眾進入抗爭情境的措施，也間接導致當天的遊行焦點無法有效集中，參與者也不一定能理解或能夠跟着一起行動。
在同一個樣本中（排除二、三、四大隊後）的其他指標也提供相當有力的線索，幫助我們了解參與者的整體性質與工運的潛在社會基礎。在年齡分布上，20到34歲的參與者佔絕大多數，比例超過四分之三（76%），專業人員佔比超過四成，再加上助理專業人員後超過五成，而不是一般所認知的藍領勞工。產業別以「資訊及通訊傳播業」跟「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的受僱者為最大宗，分別是23%跟13%。而不論是年齡、職位或產業別，與何明修《青年登場、工會退位》一文相類似的是，我們同樣觀察到這次參與者所蘊含的的異質性，以及新世代或是青年人這個參與群體在這次抗爭動員的重要性。
然而，若以二、三、四大隊的總量來看，工會組織所動員組成的參與者佔了總遊行人數的五到六成，因而對「1223反勞基法修惡大遊行」比較適切的描述，絕非如民進黨所說都是「少數勞團」跟「假勞工」，而是主要由勞團工會與沒有工會組織背景的年輕受僱者所共同組成；晚上延續的部分，則是由留下來的勞團工會零散幾十人、學生青年團體數十人與單獨個體戶們臨時成團，卻意外併發出激烈少見的游擊抗議「全員逃走中」。
而我們要追問的是，非工會動員的青年勞工、學生抗議者在這場抗議過後，對勞權運動的軌跡可能有什麼樣的影響，是船過水無痕？出關播種，合作遍地開花？還是有其他的可能？這大概是坐着客運搖晃回新竹的我們，心裏最大的疑問，也是所有人共同面臨最大的功課。
（清大調查團，適逢1223勞基法大遊行，由清大學生臨時組成的遊行調查團）
註一：調查團在遊行現場採用的是晚近西歐由Bert Klandermans跟Steffan Walgrave等學者力推的「抗議調查方法」（protest survey method），一共完成662份問卷（383份網路問卷與279份紙本問卷），至少約是現場參與人數的13%（以最低警方估約5000人計，主辦方估計約一萬人）。在資料處理上，由於問卷跟紙本的性別比、年齡分布結構相似，因而將兩份資料合併。問卷內容包含受訪者基本背景、就業與勞動狀況、動員的資訊管道、參與抗爭的經驗與抗爭類型等，目的在於探討「誰來抗議？」與「為什麼來抗議？」，理解抗議者的多元樣貌。在抽樣策略上，我們根據主辦方於現場遊行所區分的一、二、三、四大隊來進行分層的立意抽樣，並根據現場人群分布狀況平均地抽樣，盡可能在遊行隊伍移動之前，讓每一位參與者有同樣的機會受訪，約有四分之三的問卷是在下午2點54分遊行隊伍移動前完成。這份調查由一般參與者為主要組成的第一大隊作為最主要的抽樣對象（青年學生跟親子、高教、學者、勞權會、與醫護警消公部門組成），一共有574份樣本，這篇文章的推論基礎也是以這574份樣本。這個抽樣策略緊扣着我們的問題，是哪些非工會組織動員的參與者前來參與遊行？這些人為何來參與？
註二： 根據主辦單位遊行前的臉書公告，依據群眾特性分為四個大隊，包含民進黨黨部主舞台前方的第二大隊（各縣市產業工會）、第四大隊（全產總、全金聯、電信工會）以及林森北路端的第三大隊（各NGO團體），以及第一大隊（青年學生跟親子、高教、學者、勞權會、與醫護警消公部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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