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佔領校園、暴力清場與制度病灶——我在法國親歷反改革學運

2018年4月17日晚上21點，巴黎政治學院（Sciences Po）召開了「全體學生大會」（Assemblée générale）。到場的250多名學生投票通過了佔領校園的決定。當天晚上，近百名學生夜宿在教學樓裏，佔領運動正式開始。

次日一早，巴黎政治學院封堵校園的新聞立即成為各大媒體的頭條。對法國社會而言，這次行動不僅僅意味着又一所高校加入到這場愈演愈烈的學運之中，而且它本身就是一次政治表態，象徵的意義遠超行動上的效果。

這種象徵意義的最突出表現之一，是校門口的一幅抗議口號——「馬克龍，你的學校被封堵啦！」事實上，不僅馬克龍（1998到2001年曾就讀該校），而且包括兩位前任奧朗德與薩科齊在內，法國戰後八位總統中的六位皆出於此，巴黎政治學院的精英搖籃色彩由此可見一斑。

更加弔詭的是，作為法國精英高校的最著名代表，巴黎政治學院其實並沒有受到這次教育改革的直接影響。法國的高等教育存在着兩套平行系統，一是普通公立大學，二是精英學校（grande école）。想要進入後者，考生們在高中會考（Bac）之後，還需要上兩年課業壓力非常大的預科班，通過選拔考試以後才能順利入學。而普通大學的入學，則不需要通過嚴苛的選拔考試。

鑑於這次教育改革的目的在於提高普通大學的入學標準，並沒有觸動精英教育的奶酪（或者毋寧說，後者原本就具有極高的選拔門檻）。這就使得巴黎政治學院學生的佔領行動更加出人意料。此舉帶來的影響更多是象徵意義上的：通過佔領這座精英學院，左派學生表達了對精英主義和新管理主義（指政府試圖用效率原則和市場導向來重新規範公共服務部門和高校）的反叛，正如另一句標語所展示的決絕態度—— 「我們佔領巴黎政治學院，是因為馬克龍曾是其中一員，而我們不願成為下一個他！」。

高等教育入學標準改革：從「樂透」到「篩選」

2017年10月30日，法國高等教育部長維達爾（Frédérique Vidal）頒布了高校改革的具體方案，其中大學本科入學標準的改變，成為全國性爭議的焦點。

目前法國大學的入學標準理論上沒有篩選環節。高中畢業生需要在一個名為APB的平台上填寫志願。某些熱門專業因為申請學生過多而接納數額有限，只能採取隨機抽籤的方式，來決定錄取哪些學生。如果此次教育改革法案得以通行的話，即將於6月份參加會考的高三學生們需要在國家新推出的Parcoursup平台上填報志願，而每個大學、每個專業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對高中畢業生提出一些特定的入學條件，作為衡量的標準。

這樣一來，國家就把高中畢業生的篩選權力下放到每個大學。原來被戲稱為「樂透式」的入學標準就變成了一個由大學來當裁判員的「篩選法」。而這一變動被左派指責為以改革之名，行優勝劣汰之實，進一步損害了教育公平。

對於早已習慣層層篩選的東亞學生來說，這種思路似乎無可厚非，但放在法國背景下來看，這次教育改革只是一場「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政治漿糊：在問題表面糊弄，而根本沒有觸及教育問題的關鍵。

教育體制的真正病灶

從筆者的實際教學經驗來看，法國教育的真正問題在於：高等教育對入學學生的基礎知識儲備要求，是現在的中等教育所不能勝任的。

筆者所在的大學中，很多大一學生無法使用法語完成流利的書面作業。不少教師都對本科生（尤其低年級）的水平痛心疾首。滿紙的語法和拼寫錯誤，使得很多老師苦笑道，不知道是該給他們上專業課還是上法語課呢。還有老師給碩士一年級的學生上編程入門課，發現很多學生連基本的數學思維都沒有。為此，學校不得不專門給大一新生開設「方法課」，專門教授如何閲讀、論述和寫作。

法國教育的真正問題在於：高等教育對入學學生的基礎知識儲備要求，是現在的中等教育所不能勝任的。

一方面是近90%的高中會考通過率，另一方面是高達60%的學生在三至四年的本科學習後拿不到畢業證書。這組反差強烈的數據，為我們描繪了中高等教育對接時的慘烈遭遇。法國政府認為是學生沒有選擇合適專業的緣故，而左派則認為，政府在高校教育的財政撥款太少才是問題的源頭。

隨着中等教育的普及，初高中教育奉行平等主義信條，盡力讓所有學生都通過高中會考。如此高的會考通過率，學生、家長、老師和政客們皆大歡喜。但是在這種原則下，中等教育的難度就無法提高，只能停留在一個中庸水平上。

然而，高等教育卻不是義務教育。面對中等教育「大放水」送過來的大量生源，大學的入學名額和接納能力都有限，勢必要對學生入學進行規定：要麼是簡單粗暴卻能保證機會均等的「樂透式」選擇，要麼是擇優錄取、但有損社會公平的「篩選式」。

另外一種更加激進的解決方式，則是讓高等教育徹底普及化，政府增加對高等教育的投入，擴建教學樓和擴充教師隊伍。但這個方案遭遇了兩大阻力，首先高校本身就不樂意，唯恐高等教育的「寬進寬出」會使得文憑的含金量降低；而政府方面大力擁抱新自由主義，不願意再往高等教育方面增加財政投入。同時，政府也無力提高中等教育的難度以便與高等教育順利對接。

公共服務缺位 家庭競爭加劇

在這種困境之中，「維達爾法」的出台，就把壓力轉移給大學，讓大學來對現有中等教育制度培育出來的畢業生進行挑選。大學先通過入學規則進行第一次選擇，之後再在接下來的學業學習中通過考試來繼續進行篩選。

雖然說「樂透式」入學選擇標準非常簡單粗暴，但是維護了最低限度的機會均等。「篩選式」的選擇標準雖然能夠提高大學的畢業率，提高教育資源的利用率，使教學更加高效，但是卻剝奪了大量高中畢業生接受心儀的高等教育的權利，無法迴避對其違背了教育平等原則的批判。

這一點對華語地區的家長來說應該再熟悉不過了：大學對入學條件加碼，而高中仍然保持原有的難度，只能提供80-90%的學生能夠跟得上的教學內容，這就把拉開差距、提高學生競爭力的壓力轉嫁到家庭之上：一個班的學生在班級裏學的都是一樣的知識，但知識和技能的拓展都在課堂之外。這時候能否上心儀的專業和學校就置換為「拼家長」：為了讓孩子與大學體制順利對接，整個家庭都被動員了起來，通過經濟上和時間上的額外投入，以填平現有的中等教育所能提供的與高等教育所要求的知識技能之間的溝壑。

在中高等教育脫節的背景下，教育也就從由國家提供的社會服務，轉變為每個家庭對每個家庭的鬥爭。

這樣一來，教育也就從由國家提供的社會服務，轉變為每個家庭對每個家庭的鬥爭。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就會因為能夠為孩子的教育投入更多的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而更容易取得入學資格，而一個出身於郊區貧窮家庭的高中畢業生，則更難獲得合適的高等教育機會。

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繼承人：大學生與文化》（Les héritiers）一書中，曾尖鋭地指出教育在社會階級的再生產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在布迪厄看來，學校是複製社會不平等的重要機制：通過對大學生及其原生家庭的調查，他發現好學生幾乎都來自經濟優渥、有教養的家庭，而工人階級出身的學生表現通常平庸無奇。許多為教育體制所讚許的文化知識和社交技能並非天生的，也不是在學校裏習得的，只有長期浸淫在相應的文化氛圍裏才能培養起來，而這一氛圍主要是由家庭來提供。從這個研究出發，布迪厄提煉出「文化資本」的概念——「通過各種家庭內教育行為所傳遞的文化財產」。

如果這一作用以前還是以一種隱蔽方式進行的話，那麼這次擇優錄取的改革方向則扯掉了最後一層遮羞布。在這個意義上，這次的入學標準改革被批評為是一種社會排斥，不僅沒有彌合社會不平等，反而加劇了不平等。

改革法案引爆學運

改革方案一出，就引起了很大的爭議。憤怒的學生用佔領校園的非常規行動表達了他們對這次改革及其背後深刻的「社會排斥」的反對。佔領校園運動從2018年初開始發酵，從南部的圖盧茲（Toulouse）和蒙彼利埃（Montpellier）發端，得到巴黎、里昂、里爾等地高校的響應。截至目前，全法已有超過三十所高校被學生佔領或者封鎖。

在巴黎，從3月份開始，包括1968年「五月風暴」發端地的巴黎南泰爾大學（巴黎十大），以及巴黎一大、三大、四大、七大、八大、以及巴黎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EHESS）等多所大學都出現抗議活動。其中若干高校的佔領運動並沒有持續很久，例如巴黎七大的學生曾經在4月12日下午短暫封堵了一座教學樓，然而被聞訊趕來的大批安保人員驅散，現在進出校園的自由被校方牢牢控制在手裏，因而被嘲笑為「別的學校是學生封鎖校園，七大是校方封鎖校園」。

雖然各所學校的訴求略有不同，比如圖盧茲大學反對大學合併，而巴黎八大在反對入學標準改革的同時，也在為外國流亡學生爭取合法化，但是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即反對政府在高等教育領域的這波新管理主義操作。

自由公社：學生自治的烏托邦？

在這些高校佔領運動中，巴黎一大的Tolbiac校區無疑是標杆性的存在。

3月26日，該校區被反對高校入學標準改革的數百名學生佔領，每天晚上都有近百名學生食宿在教學樓裏。很快地，這些反對校方「新管理主義」的左派學生們成立了「Tolbiac自由公社」，作為學生的自治組織管理校園。他們在校園的柵欄圍牆上掛起各色標語反對教育改革，詳細圖解新入學標準改革帶來的弊端，並且，針對右派媒體的道德詰責，學生還制定了行為準則以自律。為了防止極右的法西斯分子的攻擊，校園裏還實行宵禁，並組織了志願巡邏隊。

這些反對派的學生們並沒有完全封鎖校園，雖然課沒法上了，但是校園仍然可以進出。他們還定期舉辦講座，邀請一些遭受警察暴力的受害者家屬來講訴他們的故事，想發言的學生也可以隨意跳上在空地上搭起來的平台，分享自己對運動和公社的經驗和想法。他們的運動贏得了不少老師的支持。一位參與者介紹說，他們想打破高校裏慣常的校方把握話語權的方式，而把話語權交還給每位學生，讓學生都能參與到與自己切身利益相關的學校管理和教育方式之中。

巴黎一大學生們的訴求已經不是簡單地反對大學入學標準改革。很多行動表明，他們正在探索一種新的試驗性民主。

隨着運動的不斷深入，學生們的訴求已經不是簡單地反對大學入學標準改革。很多行動表明，他們正在探索一種新的試驗性民主。學生們在運動中使用了「防衞區」（zone à défendre）的概念。這一概念是近年來社會運動中創造出來的新詞，通常指出於政治目的的一種非法佔領形式，一般是通過佔領一片露天場地來反對某項城市規劃項目。該詞彙因反對「蘭德聖母機場計劃」運動而高調進入政治修辭之中。左派學生們希望通過佔領運動，在被資本主義主導的城市中開闢出一片學生自治的烏托邦。除了本校學生以外，還有許多外校學生、支持者和社會運動積極分子前來聲援，或者直接參與到對學生自治運動的建設中去。

當然，這波佔領運動也不完全是玫瑰色的。一方面，反對佔領的聲音不容忽視。巴黎政治學院被佔領的第二天，就有右派的學生聚集在樓下反對佔領。巴黎一大的右派學生也入禀行政法庭，要求制止佔領運動。主流媒體對這次學運同樣持抵觸態度，認為學生在「胡鬧」。

另一方面，運動中對抗雙方的暴力事件也讓人不禁擔憂運動的走向。先是蒙彼利埃法學院爆出教師參與暴力攻擊佔領階梯教室的學生的醜聞。巴黎一大Tolbiac校區更於4月6日深夜受到一群極右法西斯分子的暴力攻擊，二十多名攻擊者戴着頭盔、手持棒球棍夜襲當時正在佔領中的校園。三天後，前去跟學生溝通的馬克龍派議員陳文雄（Buon Tan）被投擲了西紅柿、雞蛋等物。此外，Tolbiac教學樓裏還發現了莫洛托夫雞尾酒（土製燃燒瓶），但佔領學生聲稱所謂「莫洛托夫雞尾酒」裏面其實只裝了油漆，是為了防備法西斯分子的再次偷襲。

遭遇警方強力清場

然而，代表秩序的強力部門在牆外虎視眈眈。離校園僅一個街區之隔，白天黑夜都停着十多輛共和國安保機動隊（CRS，專門負責維持社會秩序的警察）的車輛，密切關注着Tolbiac校區學生運動的發展態勢。

4月20日清晨5點，在外靜候了幾周的安保機動隊突然出動，進入校園開始驅逐學生。當天上午10點左右，我趕到現場時，看到整個校園已經被警察控制住了，附近的街道遍布警車。被驅趕出來的一百多名學生聚集在校園對面的人行道上，遲遲不願散去。一個女生告訴我，她自己昨晚在教室裏過夜，5點多睡得正熟時，被「多於我們5倍」的警察給驅趕了出來。她的行李都落在教室裏了，但是警察不許他們回去取。

這次學運打出的標語裏，除了反對高校入學標準改革以外，還將矛頭指向了上任剛滿一年的總統馬克龍。

清場當日下午，學生就在學校對面拉開標語，繼續他們的鬥爭。對面則是嚴陣以待、全副武裝的機動隊警察。學生表示，鬥爭遠遠沒有結束。這次打出的標語裏，除了反對高校入學標準改革以外，還將矛頭指向了上任剛滿一年的總統馬克龍：「（我們面對的敵人是）同一個馬克龍，（我們進行的是）同一個鬥爭」。

雖然作為學運標杆的Tolbiac校區佔領運動被國家強力中止，但是這次學運還遠遠沒有結束。清場過後，抗議學生還曾試圖重新佔領該校區，但目前現實狀況是整個校區完全被警察控制，而且巴黎一大校方決定繼續關閉該校區，直到九月份新學期開始。巴黎一大學生迅速成立了「Tolbiac流亡自由公社」，並在Facebook或Twitter等社交網絡上，繼續號召大家去聲援其他高校的運動。

不同社會運動的合流？

自稱「非左非右」的馬克龍甫一入主愛麗捨宮，就大刀闊斧地開始了其競選時許諾的社會改革，先是推行勞動法改革，弱化對僱員的法律保護以謀求經濟活力；繼而拿鐵路工人的福利制度開刀，旨在將鐵路公司股份化、引入競爭機制；以及前文所述的高校入學標準改革，這些改革事實上都貫穿着同一個邏輯：即效率與平等之間的衝突。在法國這樣一個強調平等價值的社會裏，相關措施掀起了極大的爭議，左派斥之為社會的大潰敗，而右派則對一個效率高於公平的新國家願景擊掌相慶。

進入三月份以來，各種反改革的社會運動接踵而至。除遍布全法的學運外，鐵路工人等社會公共服務部門頻繁組織遊行和罷工，反對私有化改革和削減公務員崗位。不少左派力量期冀各股社會運動的匯流。4月19日下午，在法國總工會（CGT）的動員下，各路社會反對力量首次匯合，學生、教師、公務員、退休人員、鐵路員工等紛紛走上街頭，反對馬克龍政府的全面新自由主義改革。

即將到來的五月，恰逢1968年「五月風暴」50週年，屆時，這些反對改革的運動是否會凝成一股反對馬克龍、反對政府的社會力量？是否會重演一場席捲全社會的風暴？

（杜娟，法國巴黎第七大學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