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大學學生會除了拒絕參與支聯會的「六四」晚會外，近年也逐漸不再獨自舉辦論壇或其他紀念的活動。根據各學生會代表的陳述，前一項決定的理由，是無法認同支聯會的「建設民主中國」、「平反六四」等綱領；而後一項的決定，則建基於找不到「新議題」或「新出路」。大學學生會提出的理據，從邏輯到實證，都存在很可以商榷的問題。然而，我猜想，真正在支撐他們立場的力量，也許並不是理性分析，而是一種由複雜的情緒（包括絕望和虛無）編織而成的情感政治。
學生會的理據
大學學生會決定不再出席「六四」晚會，因為他們拒絕肩負「平反六四」、「建設民主中國」的「責任」。根據《眾新聞》的報導，中文大學學生會外務副會長「雖認同平反六四，但不會認為這是我國家的事，亦不認同需要平反六四，香港才能達到民主。平反六四就像幫遙遠地方的人建設民主，但自己的地方卻做不好」；而城市大學學生會外務副會長則表示：「我們已沒有一種大中華情意結。平反六四的責任不應在我們身上，應由中國人自己完成」；類似的觀點也見諸於理工大學學生會會長：「平反六四不是由香港人負責，香港人至少應先顧及香港，香港現在的民主進程也未完善。我們重視的不是中國，而是香港前景」，他認爲六四意義在於揭示中共的殘暴，「當知道了中共的殘暴，便不用理會那邊（内地），這裏（香港）更重要」；教育大學學生會會長則表示：「若香港人繼續在中共政權下爭取民主，下場也會與六四一樣。我們應考慮跳出中共框框下爭取民主，例如自決、港獨，但需要民間討論。」
而學生會不再自行舉辦論壇或其他紀念活動，理由是「不想討論相同的事」、「行禮如儀」，或「找不到一個新方向剖析六四這件事」，又或未能「團結整個學界」、「動員能力不高」。中大學生會會長概括地說：「我們在沒有新出路之下，暫時擱置六四活動。」
這些說出來的理由，似乎都經不起嚴謹的推敲。例如，選擇紀念「六四」與否，並非只是一項「責任」，更不必只剩下「建設民主中國」、「平反六四」的目的。事實上，紀念往往建基於樸素的情感，或敬重前人的貢獻和犧牲。又例如，愛護「香港」，為何就不用理會「中國」，又或毋須「幫遙遠地方的人建設民主」？是否能假設「香港」可完全隔絕於世界其他地方，獨自建立「民主」？在全球各地連繫日深的社會脈絡下，如果世界其他地方變得愈來愈專制、「殘暴」，「香港」真能獨善其身嗎？最後，「沒有新出路」是不辦論壇的因，還是缺乏認真討論之果？然而，缺乏連貫的邏輯和實證支持，並不代表大學學生會所選擇的立場，沒有原因或依據。
正如法國著名學者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的「實踐理性」所示，人的行為往往是非理性但有理由的（reasonable but not rational），受身體和思想的慣習（habitus） 左右，而慣習則是在個體置身的各種場域（field） 之中積累形成，決定的因素包括當中的利益與興趣（interest）、置身及選擇的社會位置、擁有的各式資本（如經濟、社會、文化、象徵資本）等等。我們是否願意花時間和精力於某項事情，往往同時取決於利益與情感的投注程度。如果大學學生會提出的主要是依據功利計算的理由，有點欠缺說服力，那麼剩下的，大抵是一種情感的投注。
理據下的情感
如果要繪畫一幅當代香港青少年的情感地圖，佔主要版面的，應該是苦悶、沮喪、無力、絕望等被認為是負面的集體情緒。
如何理解這些決定不紀念「六四」的大學生的情感投注？脱下功利理據的面紗，我們大概可以看到一張張困惑、疲憊的臉相。而合力為這種情感基調塗上底色的，包括了對中共／中國的抗拒與厭惡、面對強權的無力與沮喪、對上一代尤其是泛民的失望、對議會功能或選舉政治的不滿，以至對收窄了的社會生活選擇的無奈。儘管像各大學學生會般，嘗試提出一套功利理由支持「不參與六四紀念」的學生，應該不是多數，但抱着無可無不可（indifferent或disinterested）心態的學生，大概不在少數。
如果要繪畫一幅當代香港青少年的情感地圖，佔主要版面的，應該是苦悶、沮喪、無力、絕望等被認為是負面的集體情緒。政府、傳媒、學校、社福以至醫護機構近年不斷倡議「抗逆力」、「正能量」或「好心情」，也許可看作為這幅情感地圖的間接佐證。
當代的青少年情感地圖，隱含了他們大多只知道不想做什麼，而非想做些什麼的狀態和慣習。這種長時期由學校、家庭、政治和法律等制度暴力孕育而成的「交功課」身體習慣和被動情感狀態，容易令人失卻對世界的好奇心，不再關注過去、現在和未來，甚至拒絕回應臨近身邊之事物。而面對愈來愈窄少的政治空間、生活選擇、流動機會，承受專制統治和消費社會沉重的壓力，加上「自我成長」、「生涯規劃」等「正向」要求的重擔，置身於這兩面夾擊之下的新一代，難以找到希望，生活意義容易消失，虛無價值自然滋長。拒絕紀念六四，與在今年立法會補選浮現的不再投票的趨勢，大概都是源自一種集體對認真地參與公共政治的冷漠。
早前與十多二十年前畢業的學生飯聚，正值北韓飛彈横飛之際，其中一位平時很少參與社運的畢業生忽說，倘「金仔」（金正恩）給美國國土或東亞地區來一次玩真的試射，在目前令人絕望、前景堪虞的社會狀況政治環境，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起碼能攪動一潭死水，帶來點變動的可能性。這半開玩笑，但也不全無認真的想法，也獲得了同桌的一些和應，大概很能道出本地社會愈來愈普遍的一種虛無狀態。
重設成敗的準則，學習與七情共處
針對建基於失敗主義的絕望與虛無，我們需要重設衡量成敗的準則，也就是不以最終出現的成效，評斷自身實踐的價值。
拒絕紀念「六四」，或許是愈來愈多本地青年陷進絕望與虛無的一個徵候，而非能夠帶領我們走出集體情感乏力的決定。其實，「行禮如儀」與否，跟議題本身，如「六四」、「自決」、「港獨」等沒有必然的聯繫。「六四」紀念活動自然可能了無新意、缺乏靈魂，但也未必不可以轉化為反思助力、充滿能量；倡議「港獨」或許真能跳出舊框、另闢可能，但亦有機會重蹈覆轍、玩假當真。問題因此不是把「紀念六四」與「重視香港」分割對立，只准二選其一；也不是以同樣不知道應如何走下去的「出路」，例如「港獨」，輕率地取代過去不斷重複、必須反思的行動和綱領，例如「六四」晚會的形式和口號。
思考和討論如何克服集體的情感乏力、告別虛無，也許正是大學學生會想追求的「新議題」；循此叩問怎樣的「紀念六四」或「重視香港」，以至其他所有回顧歷史、立足當下、朝向未來的計劃，才有可能超越玩假當真的行禮如儀，引領我們找到「新出路」。而要展開這個新的旅程，必須走出的第一步，恐怕是轉換既有的視野。具體的切入，或可考慮：
一、針對建基於失敗主義的絕望與虛無，我們需要重設衡量成敗的準則，也就是不以最終出現的成效，評斷自身實踐的價值。因為，各種諸如「平反六四」或「獨立建港」的計劃的成敗，往往並不全取決於推動者的努力，而是同時受社會大環境的變化，以及偶然或意外的因素所左右。而我們可控制和需要負責的，是如何改進自身的工作，包括盡量釐清願景、分析並改造社會脈絡、扣連目標與行動，避免頭痛醫腳、玩假當真；
二、與此緊密相關的是，在目前希望匱乏、「理想」極容易受挫的政治生態和社經脈絡下，倘若我們不再追求一種自身無法完全控制結果的「希望」，也就可以避免因結果未如理想而產生的「絕望」。用人類學者Ghassan Hage的說法，就是以一種旨在積累生命的存在意義、着眼於活力和能量不斷生成的取態，替代以完美結果作為唯一目標的「希望」。這大概也是魯迅先生提醒我們「絕望之為虚妄，正如希望相同」的用心；
三、認真地以歷史作為參照，能有助我們理解重大的社會變化，往往不會一蹴而及，例如歐美世界民眾爭取民主普選的歷程，通常都超過一兩個世紀，且時有反覆。此外，閱讀身處同樣甚至比當代香港和中國大陸更令人沮喪的政治時代（如上世紀初的連連戰禍、極權興起）的人物的傳記，以理解和學習他們如何與憤怒、疲憊、沮喪、焦慮共處，又如何反抗絕望、克服虛無，也可進一步增強我們踏上漫長旅程的耐心和韌性；
四、最後，要學習與各種被認為是「負面」的情緒共處，前提是必須確認七情六慾的同等地位，拒絕廉價的「正向思維」、「快速治療」，讓「勁灰頹爆」（灰心極了）也能夠飛一回。面對生態危機、政治低壓、經濟不公、文化單一，生存於容易令人絕望虛無的社會氛圍下，努力尋找各種希望的政治、快樂的抗爭，自然是很合理很合邏輯的。然而，面對當代資本主義世界或消費社會無遠弗屆的吸納能力，於日常生活以至政治領域中引入希望、快樂、愛等「正面」情感時，恐怕也得萬分小心。況且，在希望匱乏的年代，如果社會文化仍然不斷鼓勵「正向思維」，倡議「生涯規劃」，不容許「失敗」、「不完美」，那麼弔詭地催生絕望與虛無的情緒，大概也不致過於令人驚訝。
於「勁灰頹爆」情感瀰漫之際，除了「正能量」、「好心情」等頭痛醫腳的倡議外，是否還可以努力改變令人容易墮入不能動的社會制度和環境？又或嘗試發掘「負面情感」的解放潛能，透過一個被現代社會視為不正常甚至病態的角度，看清正常社會的不正常面向，並藉此發展成為一種新形式的（「不正常」）社群的連繫？而因「勁灰頹爆」而導致的不能動狀態，是否也可視為是一種有助超越和克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趕急求快的人際關係和社會文化，重視停歇和等待的正面作用，例如孕育創意，以至徹底反思及改變現代追急求快的時間觀念、生活經驗和社會發展方向？
循這樣的一種情感政治視野，重新理解大學學生會不參與紀念六四的決定，批判地思考社會整體為何對議會選舉、公共政治愈來愈冷漠，同時深入探討及轉化既有的「六四紀念」和民主運動方式，或許能夠於希望匱乏的年代，鼓勵我們堅持各種開拓「新議題」的認真嘗試，延續從「六四一代」到「雨傘一代」都一直努力尋找的「新出路」，逐步走出絕望，告別虛無。
（許寶強，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流動共學執委，著作包括《告别犬儒──香港自由主義的危機》、《資本主義不是什麼》等等）
吳志森說得好：如此這般的借口，說過很多次了，一聽再聽，就不會有任何驚訝。但慨嘆的不是立場，而是回應的水平。如果真的堅決本土，甚至主張獨立建國，夠「吉士」的話，就不要掩掩揚揚說什麼人道主義，干脆說蝗蟲不值得同情，死十個當五雙好了。
有理據、也有建言的一篇分析，但仍像是長輩對年輕人相勸，說實話，不太有新意，還是那套邊緣啊、新議題啊、從不正常反思等等。有能力有錢有人際支持的少數年輕人應該都早已明白這些道理，卻也無能為力，更遑論那些還在為生活掙扎的，想這些根本是奢侈。
過去二十年是誰打造出這樣的環境制度養成年輕人的習性與處境？我倒覺得當年種的因，而整個世代就是來還這個果的。
就在這個相對理性的媒介上, 也有”如何解决港独问题？99改碾一次就好” 這種文字, 中國人要真正做回一個人, 恐怕比德國去納粹化難上萬倍
“行禮如儀”就是否定理由的話, 那聖誕, 新年, 復活節更不用理了
王丹都已經開學堂搞直播了，你還在拉二胡和「媽媽我餓，但我吃不下」？就像王丹所說：我也不能一直就躺在那兒。悲情都透支了，不要把它再變成懷舊。
虛無壓抑不可避免，世界已被構建成眼前的模樣，一個讓人無言的困局。
但如何在悲觀之下抱持理想建設著什麼，走出屬於我們的路，是一個困難但必需的課題。
不想記念支聯會的六四，因為看不到對新世代真正的尊重。
香港不能獨善其身也不代表香港人有能力/資本/策略推動「建設民主中國」啊。
儀式是重要的，問題是：是你的儀式，還是我們的儀式。
老實說，近幾年去維園，我已經不會太理會台上在說什麼。反而還是會想看天安門母親等維權人士的聲音，今年李文足那充滿活力的發現，令我既傷感又佩服。
說到底，維園燭火不是屬於支聯會的。
支聯會明顯缺乏更新轉換的能力，廿九年如一日的二胡和大鼓讓人有砸場的衝動，司儀的言說方式和措辭(明明二人都是年青得不得了)似乎都在迎合某個世代(如果不是華叔世代)的氣味。不是說你加隊年青樂隊繼續唱歌就叫做有年青人的聲音。整個集會就是聽不見年青人的聲音。有人奮力喊「打倒共產黨」，這種即場的參與為什麼不能被吸納？就像無線師奶劇，你越是迎合師奶就越是只能吸引師奶，最後只能靠師奶才能繼續存在，惡性循環。我是相當好奇，到底是什麼原因讓支聯會的時代轉身那麼困難？如果雨傘的氣味無法融進維園，那就舖排全新的形式，以求涵括最多人，哪怕只是默站和點燭。支聯會若不能獨力支撐時代的任務(與時並進)，就該交棒，或者與其他團體合辦。
自己是学歷史的，看許教授的評論想起課堂上老師強調的一句話，“歷史是一個過程”。質疑集會的意義可能就像質疑讀歷史有咩用，知道了一個歷史事件有咩用一樣，墜入虛無和功利，如果是這樣，歷史就白學了。昨晚走進人群里，我把自己當成一個觀察者，思考在這个場域中，這個持續29年的過程如何來到昨晚那一刻。看到一个老先生抱著自己孫女，手把手舉起燭光，我感到了一絲力量。這是一個傳承的過程，我相信這个場景對於自己就是一種意義。用腳投票，用身體參與和感受，就是“自我”這個個體價值的體現。我既認識到自己在歷史的洪流里如此渺小，也曉得這一切的對於“自我”的意義，或許這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吧。I thought what I’d do was，I’d pretend I was one of those deaf-mutes，or should I？
学生会这帮小孩还是应该好好和中共学一下统战工作，把自己朋友搞得多多的，那样什么事情都好办，这样沉湎于自己的小天地不行啊。
@sowhat 如何解决屡禁不止的翻墙问题，
抓到一个给一发达姆弹就好
如何解决民众冲击地方法院问题，坦克碾一遍就好
你首先得是人，然后才是中国人
首先得有人性，然后才有中国人的国民性
如何解决港独问题？99改碾一次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