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杜卿：法國總統遲到61年的道歉，和仍未終結的記憶之戰

「照顧好孩子們！」——這是阿爾及利亞共產黨（PCA）成員莫里斯·奧丹（Maurice Audin）對妻子若瑟特說的最後一句話。

1957年6月11日晚，時值阿爾及利亞戰爭，這位年輕的數學系助教、3個年幼孩子的父親，在家中被法國陸軍傘兵部隊拘捕。一個月後，若瑟特收到軍方報告稱，她的丈夫在一次轉移中跳車逃逸，自此人間蒸發。

在這份冠冕堂皇的報告作出61年後，歷經7屆總統的更迭，現任總統馬克龍（馬克宏）終於在2018年9月13日代表法國政府承認，莫里斯·奧丹「被逮捕他的軍人用刑後殺害，或被折磨致死」，並表示對此承擔法國的國家責任。

得益於知識分子與記者在公共空間的執著發聲，奧丹事件早已成為揭露法軍酷刑的標誌性事件。然而，回望這漫長的半個多世紀，與其說這是法國政府面對受難者逐步承擔歷史責任的時期，不如說這是政府一步步拖延、推卸責任，甚至系統性地將戰爭記憶拒斥在公共空間之外的時期。至今我們仍未知道奧丹屍首何處，仍未認定直接兇手與當時情形，在法院的駁回裁定中、在政客的說辭中、在民眾的記憶裏，奧丹一次次地失蹤，歷史的真相也隨着他的孤魂一道在未知的長夜裏遊蕩。就此而言，雖然馬克龍終究邁出了關鍵的一步，但這場記憶之戰事實上遠未結束。

「血與糞」之地

1956年3月12日，法國國會通過「特殊權力」法案，該法案允許政府在維護當地秩序時採取例外手段，暫時取消對居民個人自由的大部分保障。1957年1月7日，雅克·馬蘇（Jacques Massu）將軍率領的陸軍第十傘兵師進駐首都阿爾及爾（Alger），以殘忍聞名的「阿爾及爾戰役」打響：一邊是追求獨立的民族解放戰線（FLN）的炸彈恐怖襲擊；另一邊，法軍瘋狂抓捕疑犯，對他們施以電刑、水刑等酷刑，甚至濫殺（如FLN的領袖Larbi Ben M’Hidi被捕後旋即「被自殺」）。阿爾及爾變成了一位上校口中的「血與糞」之地。直至10月，民族解放戰線的網絡被徹底搗毀為止，共3024人被捕後離奇消失，其中便包括莫里斯·奧丹。

誠然，奧丹是阿國獨立的支持者，但他絕不曾與恐怖分子有任何瓜葛。被捕後，他被送往比阿爾（El Biar）的審問所受盡虐待。一位醫生後來作證，他見到奧丹被施以電刑，整夜都在慘叫。而奧丹被捕的隔天，他的朋友、《阿爾及爾共和報》（Alger Républicain）社長亨利·阿萊格（Henri Alleg）在探視若瑟特時同樣被捕，士兵們把奧丹帶到他面前說道：「你不會好過，亨利。」這便是世人所知的奧丹的最後一次露面。

法軍在阿爾及爾犯下了戰爭罪行，這已是學界不爭的事實，卻頭一回被國家首腦正式承認。

法軍在阿爾及爾犯下了戰爭罪行，這已是學界不爭的事實，卻頭一回被國家首腦正式承認：「一套歷任政府任其發展的系統讓他的失蹤得以可能：這是我們稱之為『逮捕-拘禁』的系統，為了更有效地打擊敵人，它允許軍方逮捕、拘禁、審問所有的『疑犯』。」

在歷史學家布朗舍（Raphaëlle Branche）看來，馬克龍的聲明意味着「法國官方立場的徹底改變」，因為與他的前任們只將酷刑視作少數及異常的案例不同，現任總統「承認了酷刑是法軍在戰爭初期便施行的鎮壓機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自此，它的系統性特徵已無法被否認」。

根據阿戰專家斯多拉（Benjamin Stora）的研究，拷打不僅是專門負責審問的保衛作戰隊（DOP）的工作，在日常生活的街頭中，市民們也隨時會被施以暴行。暴力已被普遍化，它是這場戰爭「因其進程、而非目的所誕下的副產品」。而這背後，是法國政府高層的共謀：國會在特殊權力的框架下通過的一道道法令為其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

1972年6月，著名歷史學家維達爾-納凱（Pierre Vidal-Naquet）在最高法院的一篇演講中談到，酷刑既非納粹的遺產，也非單單是對恐怖襲擊的回應，因為早在二戰前、甚至早在19世紀，法國的警察、軍隊便已在阿爾及利亞、印度支那、馬達加斯加、突尼斯、摩洛哥等地施加暴行。暴力內化於法國所謂的「文明化任務」中，我們目之所及，是一道道罪惡的深淵。

新的德雷福斯事件？

奧丹事件的昭雪，離不開知識分子與媒體人的堅持。1953年起，薩特主持的《現代》（Temps modernes）雜誌便長期關注北非問題；1956年與蘇共大決裂後，法國馬克思主義者把目光轉向第三世界主義，他們逐步脱離政黨，在體制外形成自發組織；天主教人士也與之合流，如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里亞克（François Mauriac）是最早發聲揭露酷刑的公眾人物之一。除《現代》雜誌外，《精神》（L’Esprit），《法蘭西觀察家》（France-Observateur）、《快報》(L’Express)、《基督教見證》（Témoignage Chrétien）、《世界報》（Le Monde）、《鴨鳴報》（Le Canard enchainé）等媒體在捉摸不定的審查制度中，仍完成了公共空間內與政府對抗的大協作。

奧丹事件的昭雪，離不開知識分子與媒體人的堅持。不同媒體在捉摸不定的審查制度中，完成了公共空間內與政府對抗的大協作。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奧丹事件與其他虐待罪行一道浮出水面。1957年2月，《基督教見證》發表《讓·米勒（Jean Müller）檔案》，披露了這位被殺害的阿爾及利亞童子軍負責人的信件；其他報紙紛紛跟進，大量證詞不斷湧出。大學裏，關注阿戰的委員會紛紛成立。1957年11月，在維達爾-納凱的號召下，「莫里斯·奧丹委員會」成立。12月2日，著名數學家、奧丹委員會的第二任主席洛朗·施瓦茨（Laurent Schwartz）在索邦大學公開舉辦了奧丹的博士論文答辯。1958年2月，午夜出版社（Éditions de Minuit）出版阿萊格在獄中所寫的回憶錄《問題》（La Question），轟動一時，隨後被查禁；5月，該社又出版了維達爾-納凱的《奧丹事件》。1960年10月，著名的《121宣言》發表——121位知識分子承認阿爾及利亞戰爭為獨立的合法鬥爭，譴責法國軍隊使用酷刑。

奧丹事件背後的最大功臣，無疑是維達爾-納凱。「我專精古希臘史」，他曾寫道：「但我從未放棄一個可追溯到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古老理念：在城邦中，歷史學家扮演着真相見證者的角色。」在他的帶動下，奧丹委員會一直在蒐集出版酷刑的證據。在戰後的著作裏，他警醒法國民眾：阿爾及利亞戰爭問題與每個人相關，因為它已滲透進了本國的社會中——「等級觀念與軍事化的管教手段很容易從軍隊轉移至工廠。很明顯，阿爾及利亞的手段會時不時地被重新利用。」

「我專精古希臘史，但我從未放棄一個可追溯到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古老理念：在城邦中，歷史學家扮演着真相見證者的角色。」

知識分子對真相的執著、與軍隊和國家的對抗，自然讓人想到19世紀末期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而這一法國知識分子的起源神話，確實是當時維達爾-納凱等人的重要參照。只是，奧丹事件並沒有像德雷福斯事件一樣，引發全國的熱潮，民眾保持着相對冷漠的態度。根據1958年法國公共輿論研究所（IFOP）的一項調查，在當年法國人最關心的事物中，阿爾及利亞戰爭僅排名第六。一次採訪中，維達爾-納凱承認：「我們感覺到，彷彿存在某種用沉默做成的枕頭或棉被。我們確實是少數。與組織化的政黨相比，與廣大的輿論區域相比，我們人數太少了……」

無名的戰爭

從1960年代到1980年代，如果說印度支那戰爭已被「徹底遺忘」的話，那麼阿爾及利亞戰爭則成了「幽靈、禁忌與遮掩」。

一方面，社會並不乏阿戰的表徵：相關電影持續面世；黑足（pieds-noirs，即曾居住在阿國的法國僑民）與將軍們的回憶錄充斥市場；老兵們成立各種組織——其中最有影響力的當屬FNACA（全國阿爾及利亞老兵聯合會）——為自己發聲；1975年，哈基人（Harki，即戰時支持法軍的阿國穆斯林，他們大多數在戰後被拋棄，20餘萬人中僅8萬多成功到達法國）的子女爆發絕食抗議。

但弔詭的是，另一方面，根據Stora的研究，他們只是「孤獨的眾人」，他們的聲音甚少被保存在集體記憶中。對阿戰的記憶進入漫長的壓抑期，法國從未像美國對待越戰一樣，對阿爾及利亞戰爭進行徹底的反思。

阿戰形勢複雜，難以還原成簡單的敵我二元論；法軍的所作所為，難以為政權提供合法化自身的底基，更別提最後它差點演變成法國的內戰。因此，為了平息潛伏的矛盾，政府採取息事寧人的政策，在停戰時宣布赦免一切「平定阿爾及利亞動亂之時，在維持秩序的綱領下的所作所為」。其後，一系列的大赦掩藏了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口中的「阿爾及利亞悲劇」：1964年12月，173名「秘密軍組織」（OAS）成員被總統特赦；1968年6月，所有OAS成員被特赦；1974年7月16日的法案免除了戰爭期間及之後的所有控訴；而在密特朗統治時期，1982年7月24日的法案甚至讓曾發動叛亂的將軍恢復身份，回歸軍隊。時任總理的莫魯瓦（Pierre Mauroy）聲稱：「法國社會必須幫助安撫心靈、癒合傷口。這是政府的職責。」

同時，法國政府一貫拒絕將之認作「戰爭」：從一開始，法國便從未正式宣戰，隨後長期稱之為「平定行動」（pacification）或「阿爾及利亞事件」。同時，與二戰大量的「記憶之所」相比，阿爾及利亞戰爭沒有任何官方紀念日、或任何博物館可供回顧，這也部分阻礙了代際之間的記憶傳遞。

根據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經典研究，集體記憶需要三種「社會框架」——空間、語言與時間。歷史學家讓-皮埃爾·裏烏（Jean-Pierre Rioux）認為，阿爾及利亞戰爭完全缺乏這三種框架：空間上，阿爾及利亞距離遙遠，且因當時的審查制度，媒體中始終缺乏支撐回憶與想像的圖像見證；語言上，阿爾及利亞是一場「無名之戰」；時間上，官方的紀念日始終不存在。「沒有詞語來訴說、沒有圖像……沒有在歷史進程中限定它、突出它的重要性的日期、沒有無可爭議的英雄、沒有在象徵性地點的戰役、沒有從頭到尾明確的敵人。」阿爾及利亞戰爭的意義因此混亂不堪，難以形成國民記憶，無法融入歷史系統。

為了平息潛伏的矛盾，法國政府採取息事寧人的政策。但此舉無疑是對真正的問題的躲避和遮蓋，社會深處的傷口從未彌合。

官方此舉無疑是對真正的問題的躲避和遮蓋，社會深處的傷口從未彌合，反思的匱乏部分導致1980年代種族主義的回潮和極右翼的興起；司法系統中的既往不咎也導致受害者的正義很難得以伸張。針對停戰前在巴黎的兩場屠殺，警方在戰時沒有受到任何懲罰，1966年10月，沙隆案件再度被法院駁回；而奧丹的妻子若瑟特在丈夫失蹤不久後，便向法院提訴，最後因為1962年的大赦不了了之。1966年，最高法院再度駁回律師的上訴。隨後，若瑟特轉攻民事訴訟，直到1982年，她和子女才領到了政府的賠償金。

此外，歷史學家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觀察到：「戰爭之門一旦禁閉，所有人都試圖忘卻，至少所有人都裝作如此。」停戰時，大多數人早已對戰爭心生厭倦。戰爭造成的傷痛體驗，也導致人們的緘口不言。應該說，民眾並沒有忘記阿爾及利亞戰爭，但他們也從未熱忱地關注過。究其原因，裏烏認為，法國與英國不同，「它從未把殖民變作一種在社會、意識形態與道德層面牽連甚廣的集體規劃」。自1830年殖民阿爾及利亞以來，法國的國民意識始終與海外的生活相割裂，因此，阿爾及利亞戰爭被邊緣化也不足為奇；其次，斯多拉提醒我們，「阿爾及利亞戰爭之後的時間，比二戰後的時間要快得多」。那是法國社會現代化進程最為迅猛的加速時期，流行文化產生了劇烈變革，消費社會逐步形成，國際大事接踵而來，一切都是嶄新的，民眾已無瑕顧及往事。

遠未結束的記憶之戰

1990年代，幾樣重要因素使得人們開始重審阿戰歷史：首先，老兵與「黑足」團體持續活躍；阿爾及利亞移民的後代也作為愈發重要的政治和記憶主體被補充了進來。在法阿兩端左右為難的身份危機中，他們自然轉去叩問歷史。

其次，就國際大環境而言，1990年代初阿爾及利亞內戰以及隨後的一系列危機，讓人不禁回憶起「第一次阿爾及利亞戰爭」；柏林牆的倒塌，使得掩蓋阿戰真相之人慣用的「反共產主義」話語術失效。最後，從國內的氛圍而言，世代的更替使得法國能更清醒地面對歷史的陰暗面：1987年至1990年代末對二戰戰犯的審判風波，迫使維希政府的歷史得到正視，1995年希拉克（席哈克）也轉變了官方態度，率先承認了法國對猶太人大屠殺應付的責任。

1997至1998年，莫里斯•帕蓬因其在維希時期對猶太人的迫害而受到審判，但同時，他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的所作所為也成了矚目焦點。1999年6月，國會通過法律，終於將先前官方的「維護秩序行動」替換成「阿爾及利亞戰爭」。隨後，酷刑問題在2000年再度成為焦點：《世界報》接連發表報導，披露幾位女性在戰爭期間被法軍拷打、強姦的證詞。當時的將軍們也被迫發聲，接受道德審判。2000年11月，若斯潘（Lionel Jospin）總理公開支持阿萊格、施瓦茨等知識分子提交的一份關於法國政府承認酷刑的申訴。

儘管如此，法國政府的態度依舊搖擺不定。若斯潘在支持知識分子申訴的幾日後，突然退步，拒絕成立酷刑調查委員會；而希拉克為了報答「黑足」群體對其選舉的支持，推動了2005年2月23日阿爾及利亞歸國人群法案的出台。其中第4條規定，學校的教學必須突出法國在海外的「積極角色」、以及軍隊所做的犧牲，引發軒然大波，激起歷史學家與教師們的反抗，後被迫取消。

再次，阿戰的歷史經常被各個族群與個體的回憶淹沒。市面上充斥着各路加載仇恨或負罪感的自白書，或是不加考證、拼貼各種證詞的濫竽充數之作（部分原因是，直到1992年7月，阿戰檔案才首度開放）。哈基人、黑足、老兵組織，所有人都在為自己的利益與立場，不斷搶奪阿戰意義的解釋權。阿戰紀念日的選定便是最好的例子：法國政府曾考慮將3月19日定為阿戰紀念日，這一選擇得到了持和平立場的FNACA的支持，卻遭到了其他更極端的老兵組織的反對；同時，哈基人與黑足也強烈反對，因為他們在1962年3月19日之後，還在阿爾及利亞經歷了被屠殺的黑暗日子。

歷史記敘的貧瘠，導致了等極右翼勢力的猖獗。

歷史記敘的貧瘠，也導致了原「國民陣線」（FN）等極右翼勢力的猖獗。在1980年代開始凸顯的穆斯林移民問題的背景下，從1981至1988年，老勒龐（Jean-Marie Le Pen）的支持率從0.8%飆升至14.5%。他擅於借用殖民時代的詞彙，調動曾經的OAS支持者們的情緒。而《鴨鳴報》早已指證老勒龐在阿爾及利亞服役時期曾拷打過囚犯。而共產主義的整體破產後，法國社會轉向北非移民，把他們製造成新的敵人。「移民」一詞逐漸被「穆斯林」替代，文明衝突的理念日益突出，而這些，都是殖民時代已有問題的延伸。只是，這回發生矛盾的地點從大洋彼岸回到了法國本土，曾殖民的國家恐懼於被「反向殖民」。

面對真相，面對未來

最近十年來，法國歷任總統在歷史評價問題上的轉變有跡可尋：薩科齊（Nicolas Sarkozy）繼續無視若瑟特寫給愛麗舍宮的信件；奧朗德（Francois Hollande，歐蘭德）則開啟了第一步：公開了奧丹事件的全部檔案，並在2014年承認奧丹從未逃脱。而馬克龍早在去年2月競選期間訪問阿爾及利亞時，便已聲稱殖民主義是「犯罪，是反人類罪，是真正的野蠻」。

今年2月14日——奧丹的生日當天，來自法共與執政黨的兩位議員再度為他發聲，馬克龍顯然聽到了他們的呼求。「重要的是，我們得知曉這段歷史，得勇敢地、清醒地直視它」，他在聲明中寫道。

儘管總統作出平反姿態，但還有太多的工作要做：奧丹因其「法國公民」及「知識分子」的身份，已是不幸者中的幸運兒，還有其他太多的失蹤者需要銘記，太多的真相需要挖掘。從主觀見證的歷史轉向客觀批評的歷史，依然需要大量的努力。「最後，真理的義務必須落在法蘭西共和國的肩頭，在這個領域，與其他諸領域，政府必須指出明路，因為，只有真相才能讓和解成為可能，沒有真相的實踐，就沒有自由、平等、博愛。」

（杜卿，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