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李柏昇：投了、沒投、不出來投⋯⋯民進黨是2018選得太差，還是2014選得太好？

2018年台灣地方選舉，結果對綠營很多人來說應該很錯愕：對於進步派來說，明明改革已經在路上了，為何期中選舉還是烏鴉鴉？長期執政的高雄市以及2014年大幅獲勝的台中市為何都敗給保守又親中的國民黨？對於心急如焚的台獨派來說，這不啻是對這幾年民進黨執政的一個重重打臉，好像民眾仍然只想發大財而不管其他議題；而對於進步派而言，或許更令人失望的是，外媒都傾向於將這次選舉的結果解釋成中國勢力的勝利。

目前已經有夠多文章談論民進黨為何失敗：黨內青回陣認為「改革無感」是選舉失敗的主因，然而不少人分析稱，同婚議題才是民進黨掉票的主因。針對這點，林宗弘團隊基於縣市數據的推論認為，失敗乃軍公教改革與農業改革的反撲，跟同婚沒什麼關係；而張育誠最近於「菜市場政治學」發表的文章，用區位資料反推個體可能投票意向，結果顯示2018年大部分選區的民進黨支持者沒有出來投票，而真正發生選民結構變動的地方並不多。

本文基本上循著張育誠文章的邏輯，以觀察2010-2018年六都的投票率變化以及真實支持率。本文的簡單結論是，在中南部選區，問題不是2018年選太差，而是2014年選得異常的好。

問題或許是在，為何民進黨執政後沒有辦法鞏固執政優勢，為何政績沒有辦法轉換成選票？

14-18年發生了什麼事？

筆者希望藉數據來進行說明。下面五張圖的橫軸都是2014年與2018年投票率的變化，如果數字為正就代表2018年投票率比2014年高。縱軸是2014年到2018年支持率的變化，與橫軸一樣，數字為正代表2018年比2014年高。支持率的意思是得票數除以選舉人數，是一個比較好作為估計的指標；資料點則是直轄市各里的兩黨表現。

這幾張圖不包含台南市，因為台南市在2018年經過村裏重劃，沒有辦法把兩次選舉的數據勾連在一起。台北市的部分，我把2018年時的姚文智（民進黨參選人）以及柯文哲同樣算成綠營；在高雄市我則把2010年時的楊秋興（無黨派參選人）以及黃昭順（國民黨參選人）都算成藍營。

圖中，如果資料點都是分布在第一象限，代表該黨較有可能在2018年催出支持者投票或是成功拉攏對方選民；如果在第二象限則比較可能是對方選民不出來投票。在第三象限，則指較可能是自己陣營的人不出來投票或是自己陣營的選民倒戈；第四象限則是對手成功催出選票。

從下圖可以看到，台北市無論藍綠都落在第三象限，也即相對於2014年，2018年兩黨的選民是比較沒有熱情的。

新北市則是民進黨催不出選票且可能流失支持者到國民黨那頭，相對的，國民黨則是催出了好些支持者。

桃園市則是跟新北市相反，民進黨催出了許多選票但國民黨流失了許多選票。

台中則比較可能是2014年的民進黨支持者不出來投票。

高雄則跟台中相反，是2014年不投票的選民大量湧出支持韓國瑜。

這些數據解讀與張育誠用跨層次推論（或稱為生態推論Ecological Inference）的結果是一致的。

2014年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暫時回過頭來看2014年泛綠陣營的大勝，大部分的評論都會說2014大勝是由於國民黨的親中政策造成大部分台灣人不滿，而太陽花運動過後這股社會動能轉化成支持民進黨的選票。

這樣的故事聽起來很合理，但沒有辦法準確地指出，到底是傳統國民黨支持者不願意出來投票，或是民進黨真的成功獲得淺藍選民的票？

本文同樣利用生態推論的方式嘗試捕捉2010-2014年選民投票意向的變化。生態推論是一種在個體資料欠缺的情況下，用區位、集體的資料來反推個體資訊的統計技術。舉美國為例，研究者找得到一個鄰裏的投票資訊（例如：民主黨62% 共和黨38%），也可以抓到一個鄰裏的種族資訊（例如：白人35%、黑人40%、拉丁25%）；但是並不會有一個鄰裏層面的、依據不同種族來記錄的投票行為資訊（也就是我們不會知道黑人有多少比例投給共和黨），而生態推論就是利用前兩者來推算最後者。

放到台灣的脈絡下，就是我們有「村裏」層級的2014年投票資訊、也有2010年的投票資訊，我們就可以推估到底在2010年投給國民黨的人，有多少在2014年繼續投給國民黨、及有多少人沒有出來投票。

以下六張表是推估的2010到2014年之間，選民投票行為的變化。表中各格的數字代表推估人數佔全部有投票權人數的比例。

首先是台北市。當初非常多人說柯文哲成功地讓淺藍的選民轉投白色力量，這也是白綠合作成功的主因。但從生態推論的結果來看，2010年投給郝龍斌而後在2014年轉投柯文哲的人口只有3.90%，遠遠不及連勝文非常成功的讓藍色選民投不下去的人數（6.25%），也遠遠不如讓不投票的選民出來投給柯文哲的人數（7.50%）。

所以與其說柯文哲成功地拿到了淺藍的票，不如說柯文哲成功地讓政治冷感的台北市民出來投給他。

新北的故事非常明確，「水牛伯」遊錫堃並不是因為自身的選票增加而看起來很有機會，而是因為2010年支持國民黨的選民不出來投票（7.82%）而顯得很有機會打敗朱立倫。

桃園則是與台北相似，鄭文燦成功地讓原本對於政治冷感、不投票的選民出來投給民進黨，進而拿下了勝利。另外必須注意的是，因為桃園在2010年尚未升格成直轄市，所以我用2009年的選舉結果來做統計推論。

台中的故事則是不投票的藍營（5.21%）以及原本不投票的人投給綠營（4.28%），讓林佳龍打敗了「企鵝市長」胡志強。

台南的故事與台中相同，在藍營接近放棄的選舉策略下，基本上2010年投給郭添財的選民在2014年完全不想出來支持黃秀霜（7.55%），而許多原本不投票的選民出來支持賴清德（7.69%）。再加上台南原本民進黨支持者的基數就很大，這也讓國民黨2014年在台南選情難堪。

高雄的故事則是原本在2010年投給黃昭順或是楊秋興的人，在2014年選擇不投票（7.35%）或是投給陳菊（7.49%），這樣的變化讓陳菊大獲全勝。

從2014年六都選舉的生態推論來說，民進黨在地方選舉大獲全勝的主因是，失望的國民黨選民不出來投票，其次是不投票的人被催出來投給民進黨，只有很少部分的選民轉移了支持對象。這結果其實不大吻合四年前大多數的人所說的，台灣人民主動用選票否決了國民黨的中國政策；相對的，這結果比較接近於國民黨支持者對於各種政策執行的不滿而不願意在中期選舉出來投票。

而這樣的解釋也比較接近於進步派對於2018年民進黨選輸的診斷——那是內政問題而不是對中政策的投票。誠然，影響中期地方選舉的因素比起總統選舉來說是複雜許多，地方派系的結盟、中央政策的後果等等，再加上各地各黨派投入的資源又不一致，很難去指出某個單一議題可以解釋地方選舉的結果。如果這是2018年的狀況，那進步派就必須要正視，2014年民進黨的大勝並不只是因為選民反中愛台，而是有更多的因素。

出來混總是要還的

本文對於2014年的判斷，在2018年這次選舉結果可以得到更多數據的佐證。菜市場政治學的文章也用生態推論指出，18年國民黨翻盤的主因是民進黨選民不投票以及原本不投票的人出來投給了國民黨。如果再對比一下2014年民進黨的大勝，我們可以推斷許多在2010年不投票而在2014年出來投給民進黨的選民，到了2018年又不出來投票了，原本在2010年選擇投給國民黨但在2014年不投票的人，2018年又全部歸位投給了國民黨。

以下五張圖更能捕捉2010-18年的變化，這五張圖中，橫軸是政黨在10年到14年各村裏支持度的變化，而縱軸則是14-18年支持度的變化。如果資料點集中在第一象限，代表的是支持度在這8年一直增加，而如果在第二象限，則是「受過的傷害會得到彌補」，也就是14年流失的選票在18年補回來了。在第三象限代表了支持度不斷流失，最後在第四象限則代表「出來混的總是要還」，意思是14年增加的支持度在18年吐回去了。

在台北，我們發現兩黨在14-18年支持度變化不大，但10-14年的差距頗大，這代表了14年那次的選舉，柯文哲成功得重塑了台北市的政治板塊，而這個板塊並沒有在18年有所移動。

新北則是國民黨在2018年重振旗鼓，而民進黨則是8年來一直流失選票。

桃園很有趣，2014年兩黨都增加了支持度但到了2018年鄭文燦成功地把選票鞏固。

台中高雄則是民進黨把2014年增加的票通通還回去了，而國民黨成功地重振雄風。

是選民變了、還是政黨變了？——台灣政治的基本格局

筆者認為，要理解這樣的選民搖擺現象，必須要深入台灣民主化後的政治結盟。民進黨作為一個反威權的政黨，從黨外時期就與工運、農運運動走在一起，這也是民進黨至今仍然給人「穿草鞋」的社會運動政黨印象的歷史緣由。除了中南部農業地區選民外，民進黨另一個很大的支持基礎是世居城市的老本省人，這群人中，不乏有家族長輩在國民黨接收台灣初期吃過虧甚至是政治受難者，這群人就是絕對不會投給國民黨的一群。

在國民黨那邊，最核心的支持者就是跟著國民黨一起遷台的外省人們，包括所謂的「高級外省人」以及其他中低階軍官榮民等等。而國民黨最大的支持者，其實是從農村移民到城市，享受到1970至90年代經濟奇蹟但沒有感受過威權政體的暴力的一群人。這群人大都受過良好的教育，經濟地位也屬中上，總括來說就是城市中產階級。他們不見得有很強的統獨理念，並且會自稱沒有意識形態只在乎經濟。但更為有趣的是，這群城市中產很難把他們的選票投給「民粹、基層、搞政治」的民進黨，他們對於民進黨的支持會表現為不投給國民黨；這群人的投票行為可以總括為「藍綠一樣爛，票投國民黨」。這番判斷是基於筆者於南部跟台北都居住超過十年的經驗以及長期以來社會科學界對台灣選民結構的基本判斷。

在這樣的選民結構下，國民黨的困境是高級外省人人數的萎縮以及中國正統在台灣已經趨於沒有任何市場，過分的強調中國正統會讓城市中產受不了而不出來投票，再加上核心支持者越變越少，國民黨能打的牌只剩下經濟奇蹟。

民進黨的困境可能更為嚴峻，當民進黨脱去了農運、工運的大眾主義色彩後，許多農村、地方派系的結盟變得十分不穩固。而另一方面，民進黨的進步政策（同性婚姻、年金改革）理論上應該要獲取高教育城市中產的支持，但偏偏這群城市中產雖然號稱中立理性選民，但大多仍然認為民進黨政府只會操弄省籍問題而不會做事，這群選民就是前述的「藍綠一樣爛、票投國民黨」。民進黨沒有辦法成功獲取這群人的選票但又流失了既有的農村、派系的選票，這是2018年選舉的硬傷。

民進黨政府在這兩年的施政成果沒有在任何形式的媒體上有傳達的機會，這樣的結果，大半要歸咎於執政黨自身的政治溝通問題。

盤點民進黨政府上台兩年以來的政策，從税改、年金改革、勞動關係到婚姻平權，每個政策領域的改革方向其實都是符合進步派立場的，也應該符合城市中產的口味；而經濟成長率、基本薪資、再分配、社福等等領域也都是處於成長的狀態，所以對於民進黨以及進步派來說，這次經歷無疑是一個奇怪的戰敗。這場奇怪的戰敗，有各方面的原因，其中網路資訊戰的討論已經算相對完整；另一方面，也與傳統電視媒體為吸引收視率而鋪天蓋地報導「韓流」有關。民進黨政府這兩年的施政成果，極少獲得在任何形式的媒體上的傳達機會，這無疑是致命的。其中原因，大半要歸咎於執政黨自身的政治溝通問題。

從税改、勞基法修法、轉型正義、年改到同婚，當今民進黨政府對於這些政策都有自己的立場，但只要遇到挑戰就開始閃爍其詞，領導層也不出來捍衞自身的政策立場，還放任個別團體與國民黨去形成輿論甚至是假消息。

盤點民進黨三年下來的治理，在專業程度高、進入門檻高的政策領域，民進黨的政策不容易遇到挑戰（例如税改或是國防自主）；但在論述門檻低、政策專業性不高的領域（例如勞基法、同婚），民進黨的政策就被打得千瘡百孔，而整個政黨在大部分選民心中就繼續是那個沒有執政能力、執政效能低落的草包政黨（即便各種數據上來看，民進黨的執政效率比國民黨好）。

歷來總統的劇碼

面對中期選舉的失利，台灣的總統大體上可祭出兩套劇碼，即訴諸外交面——民族主義與對美關係。2004年總統選舉時，陳水扁政府在沒有辦法獲取美國大力支持的情況下，選擇了打反中牌：藉由反中的台灣民族主義喚起選民的熱情，而這套劇碼也成功的讓陳水扁以些微的差距連任成功。在2012年，馬英九面對嚴峻的期中選舉情勢時，親北京的美國前外交官包道格（Douglas Paal）在電視台發表反對蔡英文「台灣共識」的談話，這番談話也被認為是幫馬英九政府的連任打了一劑強心針。

民主化以來，台灣的執政黨遇到選舉困境時，最常訴諸的就是統獨與對中關係，這也是台灣選舉研究的共識。而這種對中策略有兩種不同的表現，第一種是將自身塑造成反中護台的守門人，第二種則是將自身塑造成可以同時得到中美兩國認可的代理人。陳水扁時期的民進黨政府大量使用第一種策略，而國民黨則長期將自己打造成八面玲瓏的代理人。但在2008年之後，隨著陳水扁的垮台以及民進黨黨內的重組，民進黨也越來越淡化民族主義的色彩，轉向強調親日、親美的形象。不過，這波黨內重組除了造成前述的農村選票流失問題外，也造成了綠營黨內大老的不滿，這也是民進黨這幾年的最大危機。

相對的，國民黨長期以來的形象就是中美兩面討好的代理人，一方面國民黨運用中華文化的正統性與中國政府共同打造「九二共識」這類模糊但有創造性的詞彙，而在另一方面則運用既有外交體系的人脈維持良好的美國關係。但在馬英九政府於2012年後全面倒向中國、以及黨內激進統派於2016年趁機推出洪秀柱短暫參選的風波後，國民黨需要花更多力氣才能重建良好中美代理人的形象。

面對中期選舉的失利，台灣的總統大體上可祭出兩套劇碼，即訴諸外交面——民族主義與對美關係。

面對這次選舉的失利，我們可以預見民進黨政府會花更多的心力去推動親美反中的外交形象。而習近平的新年對台講話，正好為蔡英文提供了建立這種形象的最好機會。當然，這樣的劇碼不見得有助於解決民進黨政府的政治溝通困境，但2020選舉在即，將政治議題重新拉回蔡英文熟稔的外交領域才是民進黨政府最合理的選擇。

（李柏昇，蒐集不同國家與不同科系學位的讀書人，目前旅居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