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趙瀾標：貿易糾紛背後的戰略衝突——美國朝野重新審視中美關係

自2018年3月美國白宮發表「總統第301條款調查備忘錄」以來，中美貿易爭端已經持續了近一年。在過去的一年中，以特朗普（川普）為代表的美國政府及國會不僅計劃對從中國進口的各項商品加徵鉅額關税，禁止中國企業在美國進行相關投資活動，美國商務部、司法部還以竊取商業機密、違反美國對伊朗出口制裁為由，對中國中興及華為公司採取懲罰性措施。2019年雖是中美建交四十週年，美國的政策精英們卻開始質疑過去四十年對華的「參與」（engagement）政策，並且開始了對中美是否應該「脱鈎」（decoupling）的熱烈討論。在此大背景下，美國對華政策圈子的口徑漸漸變得一致，一些人甚至宣稱中美進入了新的「冷戰」。

2月中旬，中美新一輪高級別貿易磋商談判勞而無功，雙方仍未就知識產權保護、平等市場準入等結構性分歧達成共識。隨後中方代表團會在華盛頓再度進行磋商。距離雙方商定的談判截止日期（3月1日）還有十餘天，雙方可能仍然不能達成有效共識。預計特朗普會因基於國內政治需求、急於達成貿易協議而決定延長談判截止日期。

事到如今，中美關係的急劇下滑，在表面看來肇因只是美國單方面挑起的貿易及科技問題，但在更深層次上，是中美兩國愈發不可調和的核心利益與各自在亞太地區長期戰略的衝突。本文對中方的戰略及核心利益做簡單梳理，並分析美國朝野對中方戰略的判斷與應對。

中美關係的急劇下滑，在表面看來肇因只是美國單方面挑起的貿易及科技問題，但在更深層次上，是中美兩國愈發不可調和的核心利益與各自在亞太地區長期戰略的衝突。

中方的核心利益、戰略目標及部署

就中方的核心利益而言，美國國防情報局在其最新的中國軍事實力報告 （China Military Power: Modernising a Force to Fight and Win）中給出了一個簡單明瞭的總結：1、永久保持黨國體制；2、維護社會穩定；3、保持經濟增長與發展；4、維護主權與領土的完整；5、確立大國地位。中方的長期戰略目標及戰略部署，均圍繞以上五點基本原則展開：拒絕政治體制改革；確保沒有重大群體性事件；繼續全面深化經濟改革；捍衞南海主權並在恰當的時候以恰當的方式統一台灣。未來中國大國地位的取得則是對前四點核心利益之實現的綜合反映，換言之便是中國之崛起。

在中國外圍保持相對的軍事優勢是確保中方核心利益最重要的手段。現代化的戰爭已將傳統陸地力量的戰略縱深所帶來的優勢減少到最小。解放軍近幾年在軍事現代化上的成果確保了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優勢：1、建立中央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協調跨軍種作戰；2、發展火箭軍與海軍密切配合的反介入/區域拒止攻擊性防禦戰術來威懾美軍對地區戰爭之干預；3、全力發展海軍戰備，從近海防禦走向遠海護衞，擴大戰略防禦縱深；4、通過「一帶一路」建設並掌控珍珠鏈國家的海港從而確保中國的能源安全及增大艦艇力量的投射範圍。解放軍在亞太地區的部署雖然總體上為防禦性，但是大大增加了美軍干預地區戰爭的風險成本，反而讓在此地區有長期存在感的美國認為解放軍是地區不穩定的一大要素。

「一帶一路」倡議通過對外輸出基礎建設資源與資金，首先意在解決中國國內產能過剩、外匯過剩的問題，並為中國經濟的供給側改革創造了條件。其次，一帶一路增強了中國與沿線國家的經濟與政治聯繫。中國資本與技術的走出去減緩了國內經濟下行的壓力，也增強了對沿線國家的影響，減輕了中國在西部地區的戰略壓力。由此，一帶一路倡議的戰略部署，也被美國視為中國用「債務外交」來綁架、干預別國政治並輸出中國影響的工具。

在網絡空間的問題上，中國自2014年起即開始籌辦「世界互聯網大會」，並提出「網絡主權」的概念來抗衡「網絡自由」的原則。2016年底，全國人大通過《網絡安全法》，旨在管轄中國國境內所產生、處理的網絡信息。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基礎上，中國還提出了「數字絲綢之路」的建設，以達成輸出實體基礎建設和軟件基礎建設的雙管齊下。以華為為首的科技公司不僅在第五代無線通訊技術上處於業界領先地位，而且已經開始了在全球第五代無線通訊技術基礎建設輸出的布局。中國所搭建的北斗導航系統擺脱了中國對美俄衞星系統的依賴，並開始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衞星通訊輸出服務。

中國還通過各種手段來追求對各類技術的邊緣優勢之掌握。在此方面，美國因應貿易糾紛而有詳細的介紹與分析：1、強迫外資企業以技術轉讓來換取市場進入許可；2、國營企業對外國具有戰略價值的企業進行收購；3、提出加速工業現代化的「中國製造2025」計劃；4、提出招收海外留學精英人才的「千人計劃」等。

總體而言，中方的核心利益以及相關的戰略部署都因為中國綜合實力的增長而不可避免地有所外延。中國日益增長的軍事實力是持續保障中方和平發展的第一道屏障；一帶一路的西進戰略將保障中國的能源安全、並帶動中國經濟進一步的增長與發展；網絡主權概念、輸出網絡軟件基礎建設直接鞏固了現有體制與社會穩定；對尖端科技的掌控讓中方能夠有力地佔領大國博弈的戰略制高點。

特朗普政府對中國戰略的短視及應對

特朗普及其內閣對中國核心利益和大戰略的審視，是盲人摸象、小商販般地短視，缺乏大企業家的氣度。特朗普當選後毫不猶豫地接通了蔡英文的賀電，由此可見他對中美建交的核心基礎的中美聯合公報缺乏基本認知。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在發生此次外交事故後，匆忙寫了一封給特朗普的公開信來介紹美國對台基本政策。在另一次外交事故中，習近平給特朗普簡述了中國與朝鮮半島的歷史關係，而特朗普卻錯誤地理解了該敘述，並在《華爾街日報》的個人採訪中稱「朝鮮其實曾是中國的一部分 （Korea actually used to be a part of China）」。

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被特朗普尊為「中國問題領導權威」。白邦瑞敘述中國秘密策劃取代美國超級大國地位的《百年馬拉松 》（Hundread 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經過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的推薦而在美國政府高層廣泛流傳。然而，細心的學者裘德·布蘭切特（Jude Blanchette）在仔細查證白邦瑞書中的註腳後發現，其書中的某些重要資料來源不明，並且對重要論據有明顯的誇張、誤解、扭曲事實的嘗試。不但支撐他論點的關鍵論據有事實性錯誤和扭曲，而且這種陰謀論書籍在決策高層廣泛流傳，錯誤的事實導致錯誤的論點，錯誤的論點導致有偏見的戰略分析，最終導致不妥的決策。

特朗普政府中的另一位資深顧問彼得·那法若（Peter Navarro，納瓦羅）則寫過一本《致命中國》 (Death by China: Contending the Dragon – A Global Call for Action) 。在書中，那法若點出了中國經濟獲得成功的「低人權成本優勢」。那法若的經濟觀點有一定的道理，他所代表的觀點也是直接促成中美發生貿易爭端的一個原因。白邦瑞用其有問題的研究方法以及陰謀論般的偏見，有意或無意地錯判了中國的大戰略，而那法若則僅僅發現了中美核心利益衝突中的冰山一角。而特朗普對資深中國問題專家的選擇，也反映了他對處理問題的短視。

白邦瑞用其有問題的研究方法以及陰謀論般的偏見，有意或無意地錯判了中國的大戰略，而那法若則僅僅發現了中美核心利益衝突中的冰山一角。

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 E. Lighthizer，萊特海澤）有獨特的一套貿易哲學，簡單來講，他認為國家機器可以作為解決貿易糾紛的手段。萊特希澤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單邊主義者，他不喜歡多邊貿易，更不喜歡世界貿易組織。舉例來說，去年美國對加拿大及歐盟加徵了鋼鋁進口關税，但其中萊特希澤所用的「貿易擴張法第232條款」相當於間接暗示加拿大和歐盟是美國國家安全的「敵人」，而無視事實上美國與加拿大、歐盟的政治軍事上的親密關係。萊特希澤主導下的貿易爭端也同樣道理，以單邊行動來壓制中國，從而讓中國進行讓步，而不是採取走國際組織或者聯合多國的壓力。

相比之下，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主任博明（Matt Pottinger）是一位有全局思維的顧問。中文流利的博明早年當過《華爾街日報》駐華記者。在中國的經歷深刻地影響了博明的思考：他曾見證上訪者在天安門廣場被便衣瘋狂毆打，他自己也被曾警察逮捕、被迫銷毀採訪記錄、甚至在北京的星巴克被國安人員當眾毆打。博明認為不民主的中國是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他的戰略想法被體現在了2017年年底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報告裏。但總的來說，博明並不是一個宣揚為了競爭而處處與中國敵對的人：在2018年9月，在中國駐美大使館的國慶節宴會中，博明在發言中指出當下的中美關係是相互競爭的，但在競爭的同時也不妨礙雙方在某些方面的合作。

相比之下，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主任博明（Matt Pottinger）是一位有全局思維的顧問。

再次回到特朗普總統本人的思維方式上，可以說他發動貿易戰是單純地為了短期的美國經濟利益，而團結在他身後的各個政治派別的勢力，則是通過貿易戰才找到了修正中美關係和更新應對中國戰略的手段。在美國商務部準備制裁中興時，特朗普為了談貿易戰的條件而干預了對中興的制裁。在美國要求加拿大逮捕並引渡華為首席財政官孟晚舟時，特朗普也曾表示可以親自干預對孟晚舟的引渡要求。在未來，特朗普很可能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而與中國達成解決貿易爭端的妥協協議。這種短線操作風格，顯示出美國缺乏總體、統合的對華戰略的缺點。

在未來，特朗普很可能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而與中國達成解決貿易爭端的妥協協議。

美國學界就對華關係的重新審視

美國關於貿易糾紛和中美關係的新聞和學術研究數不勝數，其中最有影響力的兩份智庫報導，當屬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於去年年底發布的《中國影響與美國利益：提升建設性警惕》（Chinese Influence & 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與紐約亞洲協會和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二十一世紀中國中心發布的《路徑修正：面向一個有效且可持續的中國政策》（Course Correction: 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 Policy）。

來自胡佛的前一份報告，被媒體廣泛認為是美國學界集體從「擁抱熊貓者」轉向「屠龍戰士」的十字路口，因為其編委不但包括了葛來儀（Bonnie Glaser）、黎安友（Andrew Nathan）、裴敏欣、安妮-瑪麗·布雷迪（Anne-Marie Brady）等對華強硬派，也包括了戴博（Robert Daly）、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傅高義（Ezra Vogel）、潘文（John Pomfret）等對華友善派。該報告着重研究並揭示了中方的統一戰線戰略的「鋭實力」在美國的政府、校園、智庫、媒體、科技產業等處所做的近乎於強制性的影響，由此來逐漸控制及修正西方社會對中國形象的敘述。

在胡佛報告出版前，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的安妮-瑪麗·布雷迪還發布研究報告，詳細介紹了中方統一戰線如何影響外部輿論的《法寶：習近平治下的中國政治影響活動》（Magic Weapons: China’s political influence activities under Xi Jinping）。不久，威爾遜中心的另一位叫安娜斯塔莎（Anastasya Lloyd-Damnjanovic）的青年學者發表了介紹中方對美國校園言論自由與學術自由施加壓力的報告《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美國高等院校的政治影響與干預活動的初步研究》（A Preliminary Study of PRC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Interference Activities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美國學界近期對中方隱秘的統一戰線戰略部署的深入研究，與中美貿易糾紛本身沒有太大關聯。然而，兩件事情發生在同一時間線上。這也直接導致了貿易問題在公眾輿論中進化出更嚴重的政治問題。貿易糾紛所導致的中美關係降温，促使了美國學者們集體對中國戰略的再考量。同時，對統一戰線戰略的研究，也促使美國學者們對特朗普政府管理中美關係進行集體反思。在這次集體反思中，學界達成的共識是：中國企圖改變世界對中國故事的敘述模式的同時，不僅傷害到了美國社會，也觸及了美國的核心利益和價值觀。

學界達成的共識是：中國企圖改變世界對中國故事的敘述模式的同時，不僅傷害到了美國社會，也觸及了美國的核心利益和價值觀。

統一戰線也好，鋭實力也罷，胡佛研究所與威爾遜中心的報告僅僅是突出了中國眾多戰略部署中的一項，並沒有給美國公眾描繪出一個中國的戰略全景。媒體所大量宣傳的類似「親中」或「反中」的標籤，也是對這些報告的膚淺解釋和扭曲。

亞洲協會和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刊發的報告，相對客觀地描述了中美核心利益的摩擦所造成的一系列問題，並對特朗普政府提出了務實的解決辦法。該報告的編委會還親自走訪了國會、白宮、國家安全局等部門並與其所屬之幕僚們做了簡報。和博明的想法相似，亞洲協會的報告提出了美國應該與中國進行「巧競爭」(Smart Competition)，意即在觸及利益衝突的地方進行強硬的競爭，而在共享利益的議題上進行儘可能的合作。「巧競爭」能夠讓中美關係在保持建設性發展的同時，不至於走向敵對的邊緣。

比如，報告指出：美國應當促使中國放棄對知識產權的偷竊，但不應當在此過程中為競爭而競爭、為報復而報復，最後導致中美企業兩敗俱傷。在全球及地區性問題上，美國應該有氣度地讓中國承擔其大國責任，盡最大限度地與中國展開務實合作。在貿易糾紛上，能讓中國遵守貿易規則的辦法是尋找更多的貿易盟友。美國應當重新商議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並在此基礎上擴展此貿易協定並說服歐洲國家加入其中。在理想的狀態下，如果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的簽約國家能佔到全世界國內生產總值之和的60%，那麼就有可能逼迫中國遵守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並協商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結論

正如戰略家約瑟夫·奈爾（Joseph Nye）所說的，現代的國際關係是深刻的，國與國之間沒有簡單的關係，只有複雜、相互交織在一起的聯繫。隨着中國綜合國力的日益增長，中國的利益也隨着全球化而全球化了。處理複雜的國際關係，不能用白邦瑞、那法若等人所代表的的單向思考的狹隘解決方式，如此做法只會激起雙方的更多敵意與不信任。胡佛研究所的報告指出了中國嘗試影響美國的鋭實力，但公眾很難去區別正當和非正當的中國影響，反而容易陷入「親中」「反中」的二元思維。

胡佛研究所的報告指出了中國嘗試影響美國的鋭實力，但公眾很難去區別正當和非正當的中國影響；亞洲協會和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報告則展現了一個略為清晰的中國戰略圖景和系統性的應對政策。

亞洲協會和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報告則展現了一個略為清晰的中國戰略圖景和系統性的應對政策：在不可調和利益的地方競爭、在共享的利益前合作、爭取務實談判、爭取國際對中國談判的聯合力量。此報告雖然意識到中國在尋求與其大國實力相對稱的國際影響力，但並不讚賞中國的戰略部署。

未來，就各自的核心利益，中美仍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中美關係不是「結婚」與「離婚」這麼簡單。中美關係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只有務實、客觀的外交談判才能增強雙方就核心問題的戰略互信，從而減小因無意摩擦而造成的政治、經濟、軍事風險。

（趙瀾標，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亞太政治安全實習研究員。作者觀點不代表其所屬機構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