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黎蝸藤：對歐洲軟硬兼施，美國爲何仍在輸掉針對華為的戰爭？

最近數月以來，美國繼續在全球範圍打壓華為。二月，國務卿蓬佩奧（Michael Pompeo）展開歐洲之旅，力促中歐國家（特別是匈牙利）拒絕華為產品；同時，副總統彭斯（Michael Pence）在第55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宣傳「華為威脅論」。三月，美國駐德國大使格雷奈爾（Richard Grenell）進一步 「赤裸裸」地「恐嚇」德國：如果德國不把華為排除出5G設備供應商之列，美國將不會繼續與德國分享情報。其實，此前新聞已經有報導美國對德國私下施加壓力，但這樣公開不客氣的施壓還是第一次。

美國硬橋硬馬地使出「降龍十八掌」，擺出「非友即敵」的姿態，威力十足。美國認爲德國依賴美國情報，不得不就範。沒想到德國頂住壓力，聲稱不會封殺華為。3月26日，歐盟電子單一市場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 for Digital Single Market）副主席安西普（Andrus Ansip）宣佈，雖然歐盟正密切關注與華為有關的網絡安全問題，會加強監察，但歐盟不會在5G網絡上封殺華為，歐盟各國可自行決定。這與德國立場基本一致。

美國當然還會繼續嘗試打壓華為，但德國和歐盟的表態，已基本宣佈美國在歐洲戰場上的失利。無疑，德國和歐盟還可能「變相」地部分滿足美國的要求，比如實際採購核心部件時盡量以安全與技術理由，減少採購華為的產品，或者給華為產品加上配額上限等；但基本已經不可能完全把華為排除出歐洲5G市場。難怪有西方媒體評論，美國正在歐洲輸掉與華為的戰爭。

這不禁令人回想2014年美國無法阻止中國拉攏歐洲國家加入亞投行的一幕。那次，美國同樣私底下向英國施壓，要求英國不要支持亞投行。結果英國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不為所動，帶頭宣佈加入。英國一反戈，歐洲各國紛紛響應加入亞投行。這樣亞投行就在美國反對之下成立了。當初奧巴馬（歐巴馬）用「軟功」施壓英國不湊效，這次特朗普用硬功也不見得有效，問題出在哪裏呢？

這不得不從美國爲何打壓華為談起。美國打壓華為主要有五個理由，在歐洲看來都不充分。

獨立性與白手套

第一，美國認爲，華為不是一個如其自己聲稱的「獨立」私營企業，背後有中國政府的支持和控制。華為不是上市公司，沒有公佈財務狀況的義務。從2006年開始，華為每年主動公佈財務數據。根據2011年的年報，華為是100%的「員工持股企業」。即便華為報告經過國際會計師公司的審計，但無論歐洲和美國對報告都心存懷疑，認爲華為的財政結構與內部運作高度不透明。甚至有人懷疑，華為之所以能生產價格較低的產品，不光是因爲勞動力低廉和「員工勤奮」，還因爲中國政府給了補貼。美國2012年對華為的調查，就主要圍繞華為與中國政府的關係。可是，歐洲雖然對此也都有疑問，但若沒有直接威脅歐洲利益（見後四點），歐洲也不會管。

第二，美國認爲，華為在很多方面擔任了中國的「白手套」，比如對伊朗出口科技禁運品。孟晚舟一案就與此有關。但縱觀大勢，現在甚至可以認爲，孟晚舟所涉及的伊朗禁運問題，在整個美國針對華為的風潮中，反而可能是相對最無關重要的理由。

現在甚至可以認爲，孟晚舟所涉及的伊朗禁運問題，在整個美國針對華為的風潮中，反而可能是相對最無關重要的理由。

事實上，歐洲普遍對美國總統特朗普一意孤行地退出伊朗核協議非常反感。嚴格説來，孟晚舟和華為違反的是奧巴馬時期得到廣泛支持的伊朗制裁令，而不是特朗普那個不得人心的制裁令，但媒體和政客喜歡混爲一談。歐洲與伊朗做生意的企業衆多，今天特朗普打壓華為，明天就可能打壓歐洲企業，歐洲難免兔死狐悲。

在孟晚舟事件中，美國還把懲罰從通常的罰款企業，上升到「抓高管」，超出了「遊戲規則」，美國如果這樣對付歐洲企業，歐洲企業高管難免也備受威脅。孟晚舟事件更涉及管轄權爭議，美國利用其「長臂管轄」，只凴郵件或金融交易通過美國，就把不發生在美國的「罪行」管轄過來，以國際法的角度，這種做法開了一個危險的先例。

更嚴重的問題是，美國高調打起法律牌，自詡「政治問題法律解決」，總統特朗普卻把法治精神抛在一邊，公然說如果對貿易協議談判有好處，就可以放過孟晚舟，來一個「法律問題政治解決」。這種視法治為無物的態度，更為歐洲很多輿論所不齒。

於是不難發覺，大量西方輿論和政客，在孟晚舟事件上普遍同情華為。同情的聲音是這樣多，以致很難指責他們通通是「被中共收買」説話的。

「偷竊技術」與「拿來主義」

第三，華為涉嫌「大規模盜竊」美國（與其他國家）的知識產權。筆者曾分析過最近兩個美國指控華為「盜竊知識產權」的個案——T-Mobile機器人案和Akhan玻璃案，得出的結論是，華為（或其員工）在這兩個案件中都有做錯（wrong doing），但單凴這兩個案件目前得出的證據，要確認華為「蓄意偷竊美國技術」以壯大自己的力量，還有所不足。

比如，在T-mobile機器人案上，整個機械手及其基本操作程序是愛立信的產品，T-Mobile下重本研究的是測試手機可靠度的軟件（即規定機械手做什麽測試項目，如何測試），而華為工程師感興趣和偷走的卻是一個硬件——機械手的指頭。這個套上的橡皮「指頭」雖然是T-Mobile的，但很難認爲涉及多大的技術含量。華為方面辯解，員工這樣做是為了搞清楚爲何華為手機的觸摸屏對「指頭」不敏感，這種解釋加令人信服。華為（或其員工）的行爲當然也是偷竊與不誠實的行爲，但顯然與偷竊技術以自我壯大不是一回事。

最近，國際專利聯合組織公佈申請專利數量，華為名列第一，這些專利都不可能憑藉「偷竊」而得到。華為2018年財報報表中，投入研發的費用是150億美元，占銷售額的14.1%。因此，雖然不否定華為有「輸入西方技術」，但主要途徑不是那種明目張膽的直接偷竊，而是游走在合法與不合法之間的技術轉移和技術合作。比如購買西方初創公司，這種重要的知識轉移就是合法的途徑。

雖然不否定華為有「輸入西方技術」，但主要途徑不是那種明目張膽的直接偷竊，而是游走在合法與不合法之間的技術轉移和技術合作。

值得指出的是，同一件事，帶上不同的「有色眼鏡」會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孟晚舟爲了說明華為對科學的促進，曾舉過一個例子：華為出錢打造了一個供英國科學家自由交換技術意見的視頻平臺，鼓勵科學家使用這個平臺方便地進行「頭腦風暴」，交流意見。在華為看來，這是它「支持科技進步和合作的好事」（否則也不會這樣拿出來宣傳）。但從「陰謀論」的角度詮釋：華為出錢構建了這個平臺，科學家的對話就能被錄下，這些思想數據可以被華為視爲私有財產，由技術人員加以分析，繞過科學家直接適用「拿來主義」。

正因為在長期以來的全球化宣傳中，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互聯網精神也打著「自由、共享」的旗號（中國也積極宣傳「開放共享是中國互聯網的全球使命」）。是故，雖然科技轉移在新時代分外容易，也越來越難以和「盜竊」區分，但在長期左翼的「共享精神」的浸潤下，歐洲對技術轉移的敏感度不如美國。而且，相對美國這個科技最發達的國家，歐洲被技術轉移傷害相對較小，於是也沒有美國一樣的痛感。

封殺華為並不能讓歐洲直接獲益

第四，美國認爲，華為在電訊網絡產業後來居上，將威脅西方的產業市場。

客觀而言，美國大部分企業與華爲沒有構成激烈的直接競爭關係。比如在5G產業，華爲在通信基站的競爭對手是兩間北歐企業——愛立信和諾基亞。整個美國沒有像樣的設備商。反而在芯片方面，華爲還嚴重依賴美國的高通等芯片廠商，「搞華為」不受這些廠商的歡迎。美國的電訊商如Verizon和AT&T等，與華為則是客戶與供應商的關係，「搞華為」令他們的成本上升。在美國與華爲構成激烈競爭的，只有網絡骨幹設備提供商思科（Cisco）。因此，在產業角度看，美國阻擊華爲頗有點「損人不利己」 的意味，爲整個西方世界出頭，為歐洲企業作嫁衣。

於是，歐洲國家對美國所為「不領情」令美國費解。問題的關鍵還在於歐洲並沒有像美國（或特朗普）一樣變得追求貿易上的保護主義。整個歐洲的氛圍還是堅持世貿組織那套市場准入、人人平等的自由市場原則，用保護主義的觀點（即讓諾基亞和愛立信獲利）而封殺華為，是不道德和不合法的。

歐洲並沒有像美國（或特朗普）一樣變得追求貿易上的保護主義。整個歐洲的氛圍還是堅持世貿組織那套市場准入、人人平等的自由市場原則。

歐洲對中國市場不開放不對等也抱怨良多，但在電信設備市場方面，恰恰是中國頗注意為外國廠商留下空間的領域。從2009年到2016年，愛立信在中國設備市場的份額從22%下降到14%，諾基亞從40%下降到27%。下降的份額都被華為所吸納。但這種變化不能武斷地認爲是中國市場保護的產物，因為另一家中國企業中興（ZTE）的市場份額並沒有上升。而華為在中國市場份額的上升，與華為在全世界的擴張相當一致。可以認爲，他們都被華為的低價戰略擊敗。

況且，如果歐洲針對華為，中國同樣也會針對諾基亞和愛立信。兩者在中國市場的收入均佔全球收入的百分之十幾，也是一個重要的市場。權衡利弊之後，歐洲若響應美國封殺華為，不一定對兩家公司有利。

權衡利弊之後，歐洲若響應美國封殺華為，不一定對愛立信和諾基亞有利。

更有甚者，5G固然牽涉到設備市場的問題，但同樣牽涉到其他構建在5G之上的產業的問題（如人工智能等）。封殺華為固然有利歐洲公司，但拖慢建設進度，則不利歐洲公司競爭新一輪大蛋糕。在4G網絡上歐洲已大量採用華為設備。5G要與4G兼容，使用同公司設備最方便。如果不用華為，不但用愛立信與諾基亞設備更昂貴，要解決兼容性問題也必然需要更多時間。這必然拖慢了歐洲建設5G的進度。相反美國在4G時代用華為設備本來就不多，根本不存在這個問題。

「後門」是可能的嗎？

第五，美國要求歐洲封殺華為的直接原因是，由於5G將會前所未有地改變社會生活方式，華為設備如果安裝後門，則會嚴重影響國家安全。美國威脅不再交流情報，其理由也是交換情報需要通過這些網絡，有可能被華為監聽。

這個問題分兩個層面。首先，在硬件上是否可做到監聽；其次，華為會不會這樣做。
監聽是絕對可以在硬件上加裝後門而實現，但加裝後門是否能避過外國安全部門的監控，這是一個相當技術性的問題，筆者沒有資格回答。此前彭博新聞曾報導一個在服務器的主板上「米粒大小」的裝置就能攻擊服務器，但報導中的「受害者」全部否認發生被攻擊的事。不少專家也認為，這樣大小的芯片不可能不被檢測專家察覺。

英國國家網絡安全中心（National Cyber Security Center）負責人夏蘭·馬丁（Ciaran Martin）曾表示，他相信華為所構成的任何安全風險都是可控的，不支持全面禁用華為設備。該中心3月28日發表報告認爲，華為的軟體工程和安全流程存在「潛在缺陷」，政府或獨立的駭客可以利用這些缺陷，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其實這個報告是去年7月報告的延續，當時中心指，華為的寬頻及電訊設備在對國家安全會否構成風險方面，只有「有限度的保證」，稱華為的工程有一些缺陷，會「暴露英國電訊網絡的新風險」。而這次報告同樣指出，這種缺陷是華為本身的代碼安全和工程缺陷問題，並非按照國家指示而故意造就的「後門」。而且，英國能發現這些「潛在缺陷」，正好説明外國安全部門有能力監察潛在的問題。

官方背書不可信，但華為亦有其考量因素

即便華為有能力在硬件上加後門，它會不會這樣做呢？

引起西方擔憂的，是2017年中國《國家情報法》。該法第七條規定：「任何組織和公民都應當依法支持、協助和配合國家情報工作。」第十四條規定：「國家情報工作機構依法開展情報工作，可以要求有關機關、組織和公民提供必要的支持、協助和配合。」情報法還規定，所有中國公司必須提供加密算法的密鑰給相關部門備份，這相當於所有在中國網絡傳播的内容，對國安國保都是透明的。在中國的法律環境下，尤其是華為與中國政府關係不清不楚，很令人擔憂，即便華為不願意在設備中加後門，在中國政府命令下也不得不這樣做，即便這樣做可能對企業造成災難。

華為常務董事丁耘去信英國國會聲稱：華為公司「從未使用、也絶不會」使用其設備來協助間諜活動，並稱中國外交部已表明，《國家情報法》並非要求任何企業去「安裝後門、竊聽」，其相關法律條文對中國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和員工不具有境外法律效力。

在剛剛結束的中國人大會議上，發言人張業遂說：「中國從來沒有、也不會要求在海外經營的中國企業從事違反當地法律法規的活動」，並指責美國政府的一些官員拿情報法說事，渲染特定中國企業產品存在所謂安全風險，是以政治手段干預經濟行為，既不公正，也不道德。總理李克強更在兩會閉幕後的記者會上，否認政府強迫中國企業在海外進行間諜活動「中國從來不要求本國公司從事間諜活動，這樣做不符合中國的法律，也不是中國的行事方式。」 「現在沒有，將來也決不會有。」

這樣冒險對中國政府來説，同樣不值得。因爲一旦被發覺，一個難得的「世界級企業」就毀了。

平心而論，這些保證都很難讓歐洲信服，歐洲國家不是傻子，大家都明白中國「依法」是什麽意思。事實上，中國輿論各種為華為辯護的聲音，除了這些廉價保證，也沒有明確論證華為的海外公司到底要不要遵守《中國情報法》。

華為掌門人任正非在多次問答中都保證不會加裝後門。撇開了「中國法律允許與否」的框架，他提出了較容易説服人的理論：華為安裝後門需要冒風險，且不一定能獲得很有價值的情報，但一旦被發現，整個華為的信譽就沒有了。這對企業來説是災難，不值得。把這個理論拓寬一下，這樣冒險對中國政府來説，同樣不值得。因爲一旦被發覺，一個難得的「世界級企業」就毀了。

不過值得說明的一點是，這一判斷建立在目前既有事實的基礎上，而歐洲對華為設備最為擔心的是，技術跟隨者很難在第一時間發現領先者的手段，而等到自身技術發展到可以發現隱藏後門的程度，損失已然已經造成。近期華為又陸續被指有後門曝出，雖然其性質並不能坐實有顯著惡意，但仍然值得繼續關注。

美國輸掉戰爭，與特朗普關係極大

中國其他的「洗地」方法對歐洲而言也很有效：第一，「美國公司也這樣做」，意思是Google、蘋果、微軟等也照樣配合美國情報部門；第二，打斯諾登牌，論證美國對世界的監聽乃「自古以來」，而且威脅比中國嚴重得多。連德國總理默克爾（梅克爾）也被監聽；第三，美國之所以這麽打壓華為，是因為美國害怕歐洲用華為設備，就無法安裝後門監聽歐洲了。

平心而論，這些説法都似是而非。很多美國公司如Google、蘋果等都沒有主動配合美國情報部門，比如美國聯邦調查局爲了解鎖一部iphone手機，與蘋果對簿公堂，最終還是靠第三方公司解鎖。斯諾登披露的「棱鏡計劃」，是美國情報機關自行開發的技術，監聽外國政要是傳統的間諜行爲（德國同樣也監聽美國）。與美國指華為安放後門迎合中國情報機關不是一回事。至於第三點更是毫無根據，愛立信與諾基亞都沒有被指安裝後門為美國情報機關服務。

但正是因爲出於對美國監聽西方盟國的厭惡，歐洲對美國説法不以爲然，認爲是雙重標準。而且正如華為所說，目前沒有發現一宗中國情報機關利用華為監聽的例子，美國的説法有點理不直氣不壯。

正是因爲出於對美國監聽西方盟國的厭惡，歐洲對美國説法不以爲然，認爲是雙重標準。

德國總理默克爾提出要與中國簽訂「互不竊取情報」協議，認爲這樣可以解決問題。默克爾在2012年的斯諾登事件中也是這樣與美國解決的。在很多人看來，德國與這樣「不可信任的中國」簽訂和美國類似的條約，是很「弱智」的行為：美國畢竟是「盟友」，怎麽能與中國同日而語？

其實，歐洲之所以不聽從美國，美國之所以正在輸掉與華為的戰爭，與總統特朗普關係極大。

美國在特朗普治下與歐洲的關係越來越疏離，從毫無理由地發動貿易戰，到對盟國領導人肆意侮辱，到一意孤行退出伊朗核協議和巴黎氣候協議，到取消歐盟的「盟國地位」、到威脅退出北約，到要求盟國承擔美軍駐軍1.5倍費用的開支。美國不斷揮霍與歐洲建立的傳統友誼，背棄了共同價值觀，不再是歐洲信任的朋友。而且美國對歐洲沒有起碼的尊重，例如以「太上皇」的姿態命令德國行事，就惹起了歐洲諸國的反感。

而且就在華為的事上，美國總統特朗普反復無常的表態，也增加了歐洲的疑慮。比如他說可以為貿易協議「放過孟晚舟」，在美國全力打壓華為的時候，又突然說可能允許華為在美國「公平競爭」，傳説中的封殺華為行政命令遲遲沒有出現。萬一歐洲封殺了華為，美國又突然「放生」華為，歐洲豈非枉作小人？

（黎蝸藤，旅美歷史學者，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