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舉報、燒書、改章程⋯⋯「自由而無用」的靈魂，在中國遭遇了什麼？

12月8日，甘肅省慶陽市鎮原縣圖書館焚燒部分館藏書籍的新聞（原新聞發布於10月23日）在新浪微博上引起一些知識分子的討論，但很快就被刪帖。

12月10日，一則微信聊天記錄截圖在豆瓣、微博等網絡社區傳播。截圖中一位四川大學的學生說，何偉（Peter Hessler）在該校的非虛構寫作課程上與學生就國家主權、NBA休斯頓火箭隊經理莫雷的涉香港言論、歐美主流媒體是否「反華」、以及政府是否提供了準確的新聞信息等問題發生爭執。一度有網民擔心，這位在中國生活多年、細微觀察中國社會的非虛構作家，會不會在教學第一年就被學校解除職務。後來網傳何偉的朋友表示原帖不準確，何偉自己則無直接出面評論。

12月17日，教育部對復旦大學、南京大學和陝西師範大學的章程修訂案的批覆在官方網站公開，新的大學章程普遍強化了黨委的作用，增加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表述，又淡化了學術自由、學生自治的表述。

2019年末，大陸網民為「自由而無用」的靈魂唱起哀歌。

膨脹的狂熱與虛無

價值觀虛無，與此同時，「政治正確」受到數字威權的讚許及鼓勵。

雖然沒有任何嚴謹的民意調查（事實上這樣的調查也不會得到許可）對中國的民族主義進行研究，但筆者傾向認為，中國越晚出生的年輕人越支持民族主義。

要追溯這一現象，需要先回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的意識形態教育政策。

受天安門事件和「蘇東波」的影響，80、90年代之交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共產主義話語解決不了理論和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吸引力漸漸衰落（而它重新崛起時已經變成了一種反建制的力量）。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確立，使得這種危機暫時得到緩解，並且一步步有序地構造中心化的價值體系。

從小學到大學，歷史、政治和文學（中小學的語文課）課程中，意識形態宣教都是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結合。前者強調自清朝中期以來中國的衰落以及共產黨領導下的「偉大復興」，後者則以階級話語去強調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之間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思想傳承，並闡述鄧小平之後的「中國特色」論。

宣教的目的，一方面在於抵禦傳統的共產主義者對現行體制「修正主義」的批評，另一方面在於抵禦自由主義者對一黨專政的批評。中共十八大後，「中國夢」概念出爐，建基於「文化中國」論調的民族主義被進一步鞏固，宣教體系也自然全力配合。

世紀之交，互聯網剛剛興起時，全世界似乎都有一種樂觀情緒，認為信息傳播效率的提高能促進交流、瓦解極權政治，新世紀前十年的發展似乎也證明了這一點。然而，當時持樂觀態度的人們忽略了一點：互聯網工具受高度中心化的互聯網大企業控制，這些大企業的生死存亡又高度依賴政府的許可。這就導致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運用互聯網能力的差異。官方控制的電視台和報紙的確失去了原有的影響力，但是黨已經補上了互聯網這一課。

一方面，後來的年輕人，其成長期恰經歷了2001年（他們剛上小學）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體系、經濟發展走上快車道的時期，令人對體制自豪的「標誌」性事件是顯而易見的，表達對國家的愛的熱度不斷攀升；另一方面，互聯網自由氛圍收縮，逆專業化及「公知」衰落同時發生，輿論的批判思維弱化，簡化對立思維趨強。

而從80年代尤其是1989年以來，中國社會瀰漫犬儒主義氛圍。官方通過倡導「不爭論」、「不管黑貓白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發展就是硬道理」等論述，來回避其價值觀上的虛無；與此同時，「政治正確」受到來自官方的讚許及鼓勵。

新時代反基層建制

針對教師的舉報行動，也有類似的「反基層建制」的風格——沒有人去舉報高級別官員，能被「打倒」的都是平常生活中最能直接接觸到的群體。

網傳何偉否認信息，也尚不清楚不滿何偉的學生有沒有正式向校方反映問題，不清楚校方是否採取了某些行動，但是，最近幾年，中國大陸高校教師因被學生舉報「意識形態問題」而遭到處罰已經不是新聞。

僅僅是在網上引起過討論的，至少就包括湘潭大學的成然（新聞傳媒）、北京建築大學的許傳青（數學）、貴州大學的楊紹政（經濟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翟橘紅（政治學）、北京師範大學的史傑鵬（中國古典文學）、廈門大學的尤盛東（經濟學）、電子科技大學的鄭文鋒（創新創業）等。

在上文所及的氛圍中，學生舉報老師的動機可以很複雜——也許是真的不喜歡老師的觀點，同時希望達成某種功利的目的——例如電子科技大學的鄭文鋒，就是因為不同意讓沒來上課的學生矇混過關，就被學生在QQ群「釣魚執法」，被舉報曾說過「四大發明不是創新」這樣的話，繼而被指責「歷史虛無主義」。

後果卻可以很簡單——鄭文鋒後來被學校認定有「師德失範」行為，取消其兩年授課資格，並停招研究生。

技術帶來「逆專業化」，某程度上解放了知識的壟斷，然而正如印刷術取消了牧師階層在基督教和民眾之間的「中間商」地位，互聯網也取消了教師階層在黨和學生之間的「中間商」地位。

最高領導人永遠出現在新聞客戶端的頁面頂端，外交部新聞發言人「怒斥敵對勢力」的片段悄悄混進由美粧博主和寵物主宰的視頻網站，近代史變成了動畫片「那年那兔」，娛樂明星在社交媒體賬號上大談「正能量」……這些都不是正常的市場選擇的結果，而是中共主動發力，以及市場主體在特殊的環境下做出的主動迎合、或被動求生的操作。

學生能從微信、微博上看到由「御用團隊」直接傳遞的高層思想，而不再需要身邊的基層教師們的教育，甚至反過來「監督」起了身邊這些跟不上時代的「老頑固」。

只要有聊天記錄或偷拍視頻，學生們就能證明老師的言論有「路線錯誤」，如果校方不處理，學生甚至可以在社交媒體上召喚人民日報、共青團中央，召喚全國的「正能量網友」一起將敵人「批倒批臭」。

這並不僅僅是在形式上重回了反右、文革時的舉報之風，在思維模式上也有頗多值得對照之處。文革當然是反建制的，但是它並不反對最高的建制——毛澤東本人；相反，如果沒有毛澤東的民粹主義語錄，各地的「造反派」就沒有最根本的合法性來源。針對教師的舉報行動，也有類似的「反基層建制」的風格——沒有人去舉報高級別官員，能被「打倒」的都是平常生活中最能直接接觸到的群體。

從這一點來說，新時代的「小將」們遠比舉着紅寶書的「革命小將」更加強大，他們雖然還不像半個世紀前的前輩們一樣，時時刻刻把領導人語錄掛在嘴邊，也不需要坐火車搞串聯——只要在手機屏幕上點一點就可以了。

清理、肉盾

體制本身也正在跟過去「劃清界限」。

鎮原縣圖書館事件引起爭議，固然有「焚書」的畫面對於公眾的樸素道德觀造成的衝擊，但更值得玩味的是，它聲稱焚燒的館藏書籍，屬於「非法出版物」、宗教類出版物和「有傾向性」書籍。

就在鎮原縣圖書館焚書新聞曝光前的10月15日，教育部也下文要求清理中小學圖書館，被列入清理對象的並不一定是沒有取得出版許可的書籍，也包括了「危害國家統一」、「擾亂社會秩序」、「危害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等比較寬泛的要求。

尚不清楚此通知與鎮原縣圖書館的焚書是否存在直接聯繫——按照常理，能進入公立圖書館的書籍哪怕來自社會捐贈，至少也會有最基本的合規審查，純粹的非法出版物並不會太多；焚燒的可能主要是涉及宗教和一些政治觀點有關的書，然而這些書籍在過去幾十年都是以合法的渠道出版的——但可以看到的是，當局針對過去一段時間內的出版物「存量」的清理，已經在進行中。

體制本身也正在跟過去「劃清界限」。

復旦大學素來有「自由而無用」的聲名，新的學校章程刪去了「思想自由」，輿論自然一片譁然，有已畢業的校友在社交媒體提出抗議，也有在校學生於18日中午在學校食堂集合唱校歌（歌詞中有對「自由」的表述）。教育部甚至為此修改了網站上的相關批覆，去掉了所有被改過的條款的原文，只保留了新版本。

高校制訂章程，是胡錦濤時期的教育部為2010年到2020年間的教育改革定下的目標，2011年教育部出台了具體的辦法，各高校在2014年前後陸續完成了章程制訂並由教育部審定。但在那之後的五年又發生了很多新情況。習近平被確立為核心，黨政分開趨勢被逆轉，企業、高校中黨委的地位被加強……

以「尊重學術自由，營造寬鬆的學術環境」為目標制訂的「前朝」章程，雖然發布還不久，但也已經變得不合時宜。2018年起，各高校陸續開始修訂章程，復旦只是「不幸」地成為第一批完成修訂的學校之一，為即將到來的諸多類似行動充當了肉盾。

消解

體制自身推波助瀾、互聯網環境改變、青年思維變化⋯⋯這幾個趨勢短期內恐怕還不會逆轉；學生舉報老師、莫名其妙的政策執行、自由表述的進一步消解，都是時代的表徵，在這表徵下官僚體制越發暴露其在「追隨」上的靈活而在「執行」上的僵硬、教師階層坍縮、知識話語失去原有的影響力、個體權力觀發生扭曲⋯⋯

恰如一些自嘲式評論所言，部分高校早就變成了章程修訂後的樣子，條文上的變化只是扯下了最後一塊遮羞布。「自由而無用的靈魂」失去的不僅是可茲培育的環境，它甚至失去了一部分追隨者，換來了一批反咬者，而願意為其心痛的人們，可動用的手段及資源卻愈發寥寥可數。

或者，被期待的那種個體是——有用，能在996中擼起袖子加油幹的有用；但不需要自由，最好別有靈魂。

（比利小子，中國互聯網觀察者）

（經讀者提醒、編輯再查實，何偉的朋友曾表示原帖信息不準確、何偉也沒有因此與川大有糾紛。何偉本人則無直接出面評論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