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举报、烧书、改章程⋯⋯“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在中国遭遇了什么？

12月8日，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图书馆焚烧部分馆藏书籍的新闻（原新闻发布于10月23日）在新浪微博上引起一些知识分子的讨论，但很快就被删帖。

12月10日，一则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在豆瓣、微博等网络社区传播。截图中一位四川大学的学生说，何伟（Peter Hessler）在该校的非虚构写作课程上与学生就国家主权、NBA休斯顿火箭队经理莫雷的涉香港言论、欧美主流媒体是否“反华”、以及政府是否提供了准确的新闻信息等问题发生争执。一度有网民担心，这位在中国生活多年、细微观察中国社会的非虚构作家，会不会在教学第一年就被学校解除职务。后来网传何伟的朋友表示原帖不准确，何伟自己则无直接出面评论。

12月17日，教育部对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的章程修订案的批覆在官方网站公开，新的大学章程普遍强化了党委的作用，增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表述，又淡化了学术自由、学生自治的表述。

2019年末，大陆网民为“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唱起哀歌。

膨胀的狂热与虚无

价值观虚无，与此同时，“政治正确”受到数字威权的赞许及鼓励。

虽然没有任何严谨的民意调查（事实上这样的调查也不会得到许可）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进行研究，但笔者倾向认为，中国越晚出生的年轻人越支持民族主义。

要追溯这一现象，需要先回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意识形态教育政策。

受天安门事件和“苏东波”的影响，80、90年代之交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共产主义话语解决不了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吸引力渐渐衰落（而它重新崛起时已经变成了一种反建制的力量）。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确立，使得这种危机暂时得到缓解，并且一步步有序地构造中心化的价值体系。

从小学到大学，历史、政治和文学（中小学的语文课）课程中，意识形态宣教都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前者强调自清朝中期以来中国的衰落以及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复兴”，后者则以阶级话语去强调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之间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传承，并阐述邓小平之后的“中国特色”论。

宣教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抵御传统的共产主义者对现行体制“修正主义”的批评，另一方面在于抵御自由主义者对一党专政的批评。中共十八大后，“中国梦”概念出炉，建基于“文化中国”论调的民族主义被进一步巩固，宣教体系也自然全力配合。

世纪之交，互联网刚刚兴起时，全世界似乎都有一种乐观情绪，认为信息传播效率的提高能促进交流、瓦解极权政治，新世纪前十年的发展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当时持乐观态度的人们忽略了一点：互联网工具受高度中心化的互联网大企业控制，这些大企业的生死存亡又高度依赖政府的许可。这就导致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运用互联网能力的差异。官方控制的电视台和报纸的确失去了原有的影响力，但是党已经补上了互联网这一课。

一方面，后来的年轻人，其成长期恰经历了2001年（他们刚上小学）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体系、经济发展走上快车道的时期，令人对体制自豪的“标志”性事件是显而易见的，表达对国家的爱的热度不断攀升；另一方面，互联网自由氛围收缩，逆专业化及“公知”衰落同时发生，舆论的批判思维弱化，简化对立思维趋强。

而从80年代尤其是1989年以来，中国社会弥漫犬儒主义氛围。官方通过倡导“不争论”、“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发展就是硬道理”等论述，来回避其价值观上的虚无；与此同时，“政治正确”受到来自官方的赞许及鼓励。

新时代反基层建制

针对教师的举报行动，也有类似的“反基层建制”的风格——没有人去举报高级别官员，能被“打倒”的都是平常生活中最能直接接触到的群体。

网传何伟否认信息，也尚不清楚不满何伟的学生有没有正式向校方反映问题，不清楚校方是否采取了某些行动，但是，最近几年，中国大陆高校教师因被学生举报“意识形态问题”而遭到处罚已经不是新闻。

仅仅是在网上引起过讨论的，至少就包括湘潭大学的成然（新闻传媒）、北京建筑大学的许传青（数学）、贵州大学的杨绍政（经济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翟橘红（政治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史杰鹏（中国古典文学）、厦门大学的尤盛东（经济学）、电子科技大学的郑文锋（创新创业）等。

在上文所及的氛围中，学生举报老师的动机可以很复杂——也许是真的不喜欢老师的观点，同时希望达成某种功利的目的——例如电子科技大学的郑文锋，就是因为不同意让没来上课的学生蒙混过关，就被学生在QQ群“钓鱼执法”，被举报曾说过“四大发明不是创新”这样的话，继而被指责“历史虚无主义”。

后果却可以很简单——郑文锋后来被学校认定有“师德失范”行为，取消其两年授课资格，并停招研究生。

技术带来“逆专业化”，某程度上解放了知识的垄断，然而正如印刷术取消了牧师阶层在基督教和民众之间的“中间商”地位，互联网也取消了教师阶层在党和学生之间的“中间商”地位。

最高领导人永远出现在新闻客户端的页面顶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怒斥敌对势力”的片段悄悄混进由美粧博主和宠物主宰的视频网站，近代史变成了动画片“那年那兔”，娱乐明星在社交媒体账号上大谈“正能量”……这些都不是正常的市场选择的结果，而是中共主动发力，以及市场主体在特殊的环境下做出的主动迎合、或被动求生的操作。

学生能从微信、微博上看到由“御用团队”直接传递的高层思想，而不再需要身边的基层教师们的教育，甚至反过来“监督”起了身边这些跟不上时代的“老顽固”。

只要有聊天记录或偷拍视频，学生们就能证明老师的言论有“路线错误”，如果校方不处理，学生甚至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召唤人民日报、共青团中央，召唤全国的“正能量网友”一起将敌人“批倒批臭”。

这并不仅仅是在形式上重回了反右、文革时的举报之风，在思维模式上也有颇多值得对照之处。文革当然是反建制的，但是它并不反对最高的建制——毛泽东本人；相反，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民粹主义语录，各地的“造反派”就没有最根本的合法性来源。针对教师的举报行动，也有类似的“反基层建制”的风格——没有人去举报高级别官员，能被“打倒”的都是平常生活中最能直接接触到的群体。

从这一点来说，新时代的“小将”们远比举着红宝书的“革命小将”更加强大，他们虽然还不像半个世纪前的前辈们一样，时时刻刻把领导人语录挂在嘴边，也不需要坐火车搞串联——只要在手机屏幕上点一点就可以了。

清理、肉盾

体制本身也正在跟过去“划清界限”。

镇原县图书馆事件引起争议，固然有“焚书”的画面对于公众的朴素道德观造成的冲击，但更值得玩味的是，它声称焚烧的馆藏书籍，属于“非法出版物”、宗教类出版物和“有倾向性”书籍。

就在镇原县图书馆焚书新闻曝光前的10月15日，教育部也下文要求清理中小学图书馆，被列入清理对象的并不一定是没有取得出版许可的书籍，也包括了“危害国家统一”、“扰乱社会秩序”、“危害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等比较宽泛的要求。

尚不清楚此通知与镇原县图书馆的焚书是否存在直接联系——按照常理，能进入公立图书馆的书籍哪怕来自社会捐赠，至少也会有最基本的合规审查，纯粹的非法出版物并不会太多；焚烧的可能主要是涉及宗教和一些政治观点有关的书，然而这些书籍在过去几十年都是以合法的渠道出版的——但可以看到的是，当局针对过去一段时间内的出版物“存量”的清理，已经在进行中。

体制本身也正在跟过去“划清界限”。

复旦大学素来有“自由而无用”的声名，新的学校章程删去了“思想自由”，舆论自然一片哗然，有已毕业的校友在社交媒体提出抗议，也有在校学生于18日中午在学校食堂集合唱校歌（歌词中有对“自由”的表述）。教育部甚至为此修改了网站上的相关批覆，去掉了所有被改过的条款的原文，只保留了新版本。

高校制订章程，是胡锦涛时期的教育部为2010年到2020年间的教育改革定下的目标，2011年教育部出台了具体的办法，各高校在2014年前后陆续完成了章程制订并由教育部审定。但在那之后的五年又发生了很多新情况。习近平被确立为核心，党政分开趋势被逆转，企业、高校中党委的地位被加强……

以“尊重学术自由，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为目标制订的“前朝”章程，虽然发布还不久，但也已经变得不合时宜。2018年起，各高校陆续开始修订章程，复旦只是“不幸”地成为第一批完成修订的学校之一，为即将到来的诸多类似行动充当了肉盾。

消解

体制自身推波助澜、互联网环境改变、青年思维变化⋯⋯这几个趋势短期内恐怕还不会逆转；学生举报老师、莫名其妙的政策执行、自由表述的进一步消解，都是时代的表征，在这表征下官僚体制越发暴露其在“追随”上的灵活而在“执行”上的僵硬、教师阶层坍缩、知识话语失去原有的影响力、个体权力观发生扭曲⋯⋯

恰如一些自嘲式评论所言，部分高校早就变成了章程修订后的样子，条文上的变化只是扯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失去的不仅是可兹培育的环境，它甚至失去了一部分追随者，换来了一批反咬者，而愿意为其心痛的人们，可动用的手段及资源却愈发寥寥可数。

或者，被期待的那种个体是——有用，能在996中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有用；但不需要自由，最好别有灵魂。

（比利小子，中国互联网观察者）

（经读者提醒、编辑再查实，何伟的朋友曾表示原帖信息不准确、何伟也没有因此与川大有纠纷。何伟本人则无直接出面评论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