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育軒：宗教聖地爆發的肺炎疫災，如何讓伊朗深陷危機？

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擴散全球，伊朗也爆發多起感染，延燒 23 個省份。截至 3 月 3 日為止，根據伊朗官方的資訊，目前伊朗確診人數為 2336 人，死亡 77 人。

最令眾人意外的兩件事是，最初按照公開的數據計算，新肺炎在伊朗的死亡率比其他國家都來得高，中國約 3 %、日韓不到 1%，伊朗則接近 10%，直到三月這兩天公布的確診人數攀升上去，死亡率才落到正常水準。第二點則是伊朗有多名高官遭受到感染。包括副總統 Masoumeh Ebtekar、改革派議員 Mahmoud Sadeghi 、國會國防安全與外交委員會主席 Mojtaba Zonnour 以及在 24 日開完疫情記者會後隔天被驗出已經感染的衛生部副部長兼伊朗防疫負責人 Iraj Harirchi。甚至一名議員 Mohammad Ali Ramazani Dastak 和國家利益委員會委員（Expediency Council）Mohammad Mirmohammadi 因感染死亡。

感染來自何方？伊朗目前有兩種推測，一種認為是聖城庫姆（Qom）的中國工人所帶來。這個說法較難成立，因在伊中國工人往往遠離市區，不太有機會跟當地人往來。第二種說法是從中國回來的伊朗商人經過第三地轉機，繞過了政府的檢測，但這推測，目前尚未獲得證實。

無論如何，伊朗的疫情已經快速蔓延，並擴散到其他中東國家甚至更遠的西方國家，包括黎巴嫩、阿塞拜疆（亞賽拜然）、紐西蘭、加拿大、美國與英國都發現來自伊朗的確診案例。伊拉克、土耳其、巴基斯坦、黎巴嫩、澳洲等國相繼暫停與伊朗的交通往來。卡達政府也撤出在伊朗的公民。究竟為何疫情在伊朗蔓延的如此快速？而伊朗政府應對疫情又面臨什麼樣的挑戰？

宗教聖城

姑且不論最初感染來源為何，疫情首先在聖城庫姆快速爆發有幾個因素。

首先，庫姆作為宗教與伊斯蘭學術重鎮，造訪的朝聖遊客與交流的學者繁多，也是來自巴基斯坦、黎巴嫩、伊拉克等地的什葉信徒喜愛造訪的聖地。

其次，在伊朗的伊斯蘭禮拜中，信徒往往彼此挨得相當近，清真寺的密閉空間中，伊瑪目講道動輒兩三小時，參與者通常緊密地席地而坐聆聽。另外，伊朗的伊斯蘭還有一個什葉派獨特的特色：聖祠中紀念先知後裔，陵墓周圍有銀色的柵欄。許多信徒喜歡親吻柵欄或是靠著哭泣弔念死去的聖裔，往往人擠人水泄不通。很難想像疫情爆發期間還進行這樣的朝聖，得承擔多少風險。庫姆的法蒂瑪聖陵就是這樣一個陵墓，安葬第八位伊瑪目 Imam Reza 的妹妹法蒂瑪，至今仍尚未關閉。

拒絕關閉宗教場域和封鎖，在伊朗引來不少抨擊，若基於防疫的專業判斷，應當暫時關閉人群密集的工作場所，避免進一步擴散，如果能及早採取措施，對庫姆封城，或許也不至於擴散到全國以及國外。

只是，直到目前，伊朗官方也未有隔離和封城計劃，現在封城恐怕也無濟於事。由於庫姆市距離首都德黑蘭只要兩小時左右車程，德黑蘭一早就出現感染案例，並延伸到更北邊靠近裏海的吉蘭省（Gilan）。

謊言與謠言

雪上加霜的是，伊朗政府近來公信力低落。

今年年初，美國與伊朗對立情勢急遽升高，特朗普下令刺殺了伊朗革命衛隊的高級指揮官蘇萊曼尼（Soleimani），伊朗則發射數十枚飛彈攻擊美軍在伊拉克基地（無人死亡）作為報復，但在攻擊期間，在德黑蘭機場附近的革命衛隊基地卻誤擊一架飛往烏克蘭的航空班機，導致機上乘客全數罹難。伊朗政府開始先是口口聲聲說不是飛彈射下，最後才承認是革命衛隊的人為疏失。（不過相比之下，俄羅斯至今未承認與2015年於烏克蘭一班馬來西亞航班遭到飛彈擊落的關係）令伊朗公眾大為震驚，原本總是聲稱保衛國家的革命衛隊居然誤擊客機，這讓原本才享受一波「愛國主義紅利」的革命衛隊公信力盡失。

另外，現任總統魯哈尼內閣的領導能力也大有問題，去年 11 月中，魯哈尼政府決定採取行動刪減油氣補貼，並用現金方式補償給弱勢家庭。這項政策研議許久。歷屆政府都希望讓補貼更有意義而不是無條件發放。然而政策忽然宣佈上路，燃油價格飄漲，導致伊朗爆發近兩年最大的示威抗議。伊朗政府史無前例以全國斷網一週來控制抗議。這又令公眾質疑伊朗政府斷網決定缺乏問責與程序。值得注意的是，伊朗高層在 2017 年的抗議後，決定封鎖伊朗最多人使用的通訊軟件 Telegram，但近兩年來，即便需要翻牆，仍然沒有顯著降低 Telegram 在伊朗的使用率。最近，官方通訊社 IRNA 甚至罕見地發文呼籲解禁 Telegram，認為這樣有助於幫助政府傳遞即時的疫情訊息。

由於伊朗政府公信力低落，導致公眾往往很難相信政府政策。例如伊朗政府呼籲公眾盡量不要離開自己所在城市外出，不少德黑蘭民眾卻驅車前往北部裏海岸邊城市避難，間接導致疫情往北延燒。

伊朗官方早期的確診數據也令人質疑。副衛生部長曾經召開記者會駁斥民間「政府隱瞞真實感染人數」的傳言，結果隨後就宣布自己確診。2 月 29 日，BBC波斯語頻道甚至引述匿名的伊朗衛生單位人士，聲稱死亡人數高達至少 210 人，不過這項數據未獲得伊朗衛生單位證實。

政府公信力低落的另外一個副作用，是謠言與陰謀論在伊朗很有市場。伊朗的政治文化當中充滿陰謀論，就連理當建立起公信力的政治人物也熱愛使用，例如，總統魯哈尼七年前以開明與改善國際關係的形象上台，然而現在發言卻越來越像是伊朗保守強硬派。在 2 月 26 日的內閣會議中，他指責「敵人密謀讓我們的國家關門」、「病毒不應該成為敵人用做阻斷我們工作的工具」，並聲明不會採取封城措施，並呼籲人們正常工作。

陰謀論經常成為伊朗政壇卸責的理由，災難經常怪罪於美國與以色列，即便沒有任何證據與關聯。有意思的是，美國政界不時也把中東的不順利都怪罪在伊朗頭上。

陰謀論在伊朗橫行，有其歷史與國際政治背景，19世紀以來，伊朗先是遭受到英國與俄羅斯帝國主義入侵，又在 1953 年遭遇美國秘密策動的政變，伊朗人確實在歷史上被不少「陰謀」坑害過。以至於各種誇張的陰謀論大行其道。甚至，反政府人士中也流傳陰謀論，比如「美國策動了伊斯蘭革命是為了阻止當時即將變成世界強權的伊朗」，或者「霍梅尼其實是英國間諜」等等。陰謀論也導致伊朗政府時而歇斯底里，認為美國總是在密謀對付伊朗，時常以間諜罪名逮補學者和雙重國籍伊朗人，等等。總而言之，這樣的政治文化環境，對需要專業與坦承來對抗的疫情相當不利。

除了陰謀論以外，謠言、假新聞與真相往往難以辨明。例如網上流傳伊朗衛生部長辭職信（後證明為偽造）、未經證實的感染死亡數據、官員沒戴口罩探訪受到感染的副總統（ 2014 年的舊圖片），等等。2 月 26 日，伊朗警方特別針對疫情設立的網絡警察以「散播謠言」罪名逮捕了24人，另約談 118 人後釋放。這些人有多少是真的散佈謠言，有多少又是披露真實資訊，或者有多少半真半假，很難核實。

伊朗防疫的經濟窘境

伊朗面對疫情的另外一項困境，來自於美國單方面的金融制裁，令伊朗很難取得許多防疫設備。

伊朗長年飽受國際制裁，近兩年，特朗普又為了逼迫伊朗上談判桌單方面增加了經濟與金融制裁，由於美國金融霸權「長臂管轄」的威力，幾乎沒有銀行敢冒被美國財政部盯上的風險協助伊朗轉帳，使得伊朗對外貿易幾乎寸步難行。

在醫藥方面，伊朗在基礎藥物方面可以自給自足，口罩也能自己生產，但涉及一些高端、稀有的藥物設備，仍然依賴進口，例如實驗室的防護衣，等等。這對伊朗對抗疫情形成額外的壓力。

一直有人批評，特朗普的單方面金融制裁未能對人道必要的醫藥與糧食領域採取足夠的豁免措施，造成的傷害主要由普通伊朗民眾承擔，也未必能達到特朗普所希望達到的政治目的。無疑，美國制裁對伊朗抵抗疫情的能力造成非直接的影響，其中伊朗的感染案例可能被低估，就或許在於伊朗的檢測能力受到金融制裁限制，導致檢測工具不足，歐洲公司又因畏懼美國制裁而無法向伊朗出售檢測工具，伊朗目前接受 WHO 支援以及仰賴接下來國內生產，拖慢了檢測的進度。不過， 特朗普政府近日稍微放寬了制裁，透過瑞士建立的管道讓伊朗獲取相關的醫藥設備。

實際上，伊朗的醫療基礎並不弱，每年的醫療衛生投入佔 GDP 的 10%。根據國際衛生組織報告， 2008 年時，已經有超過 90％的鄉村伊朗人口可以獲得免費醫療機構的照顧，透過基本醫療保健計畫觸及全國各地鄉村，地方醫療機構承擔基本醫療、家庭計劃宣導、疫苗等責任。然而儘管如此，伊朗面對流行傳染病的能力卻面臨許多考驗。在 2000 年世界衛生組織所做的一份全球醫療體系報告中，伊朗排 93 位。而在一份 2019 的全球衛生安全調查中，伊朗落在第 97 名，六項指標中最強的是預防與健康，最弱的是應對、檢測與治理，這些數據排名，多少可以反映出當前伊朗醫療體系面對疫情為何左支右輟。

有鑒於防疫是弱項，伊朗衛生與醫療教育部從 2003 年開始加強傳染病防治的管理與應對，特別是在天然災害期間，由下設的傳染病管理中心（CCDM）負責，提升人員訓練，增大基本設備投入，然而政府部門之間缺乏協調、數據搜集工具不統一、私部門與綜合型醫院缺乏參與等等，仍是挑戰。伊朗的傳染病監控系統受限於法規不完善、部門之間缺乏協調、案例回報系統在品質與數量上都差強人意，甚至只有 25% 的案例採用網絡回報，許多醫療中心尚未有網絡連接。許多伊朗人在私人醫療機構就醫，而這些機構依然未能有效加入回報系統。在這次疫情中，這些問題都暴露出來，比如伊朗與世界不符的高死亡率，就有可能是因為中央的單位無法及時獲知各地的案例所造成。

除了醫藥方面，伊朗疫情急劇惡化，對伊朗早已千瘡百孔的經濟帶來又一沈重打擊。特朗普施加制裁以來，伊朗已經相繼在 2017 年底與 2019 年底爆發過兩次源於經濟的全國抗議，更不用說還有幾次洪水與地震。許多商家指望三月底的波斯新年可以緩解損失，如今這個希望恐怕落空，更別說新年家家戶戶過年回鄉並拜訪親戚的傳統將增加病毒傳播的可能性。如果說三四月將是全球疫情的高峰期，伊朗的挑戰恐怕相當嚴峻。

宗教與政治

疫情的快速爆發也顯露出伊朗政治體制的內部矛盾。伊朗的伊斯蘭共和國體制由兩個機構疊加而成，在普通共和體制（議會、總統、行政部門）上面有神權體制，包括擁有最終決定權的最高領袖、可以審查法案與選舉參選人的憲法監護委員會，以及受最高領袖統領的革命衛隊。在這套體制底下，兩者不時會發生摩擦。理論上來說，民選產生共和體制優先考慮的是選民利益與專業官僚的政策，非民選的神權體制優先考慮意識形態與宗教。

例如在這次疫情當中，臨時設立的國家最高疫情指揮中心與德黑蘭「週五禮拜總部」就發生了衝突。疫情指揮中心於 26 號宣布在受到疫情波及的城市，週五禮拜將暫停舉行。然而德黑蘭的週五禮拜總部卻宣稱在衛生部與德黑蘭市政府的許可下，這週禮拜將照常舉行。直到更上層的週五禮拜委員會跳出來指示取消週五禮拜，幾乎在伊斯蘭共和國建立以來史無前例。不過在宗教學者內部，也非統一有共同意見。 一些教士呼籲配合政府防疫措施，也有些教士認為週五禮拜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該取消。總統魯哈尼深知伊朗雙軌政治體制以及各個機構各行其是的狀況，強調對抗疫情的措施以他帶領的指揮中心為準則，實際成效仍有待檢驗。

疫情爆發以來，一直有人質疑伊朗官方刻意隱匿疫情，政治考量凌駕防堵疫情，是因為 23 號所舉辦的國會選舉，官方不希望投票率過低，以及 3 月 8 日是伊瑪目阿里的誕辰紀念日。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甚至聲稱投票是「宗教義務」，試圖刺激投票率。然而開票後，民眾普遍對當前檯面政治人物失望——監護委員會 DQ 了大部分的改革派議員，幾乎只有保守派能投，此次議會選舉創下了40年來最低的投票率，官方數據只有 42%，遠比2016年 62% 低，甚至在首都德黑蘭只有 25%。由於選舉是民眾改變政治的主要管道，投票率低顯示民眾普遍對於伊朗政治沒有信心。

目前伊朗政府開始採取各種措施，例如在大街上張貼海報宣導防疫知識，派遣國防軍協助製作口罩、學校停班、一些公司採取遠端作業。革命衛隊也派出人員在庫姆城內、清真寺等區域消毒，伊朗人也主動互相宣導防疫資訊，具體成效如何，恐怕還得進一步觀察。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伊朗與中國的關係。在這次疫情當中，中國與伊朗頻繁地相互送暖。在中國疫情爆發後（伊朗爆發前），伊朗外長就多次特別以中文發布推文，給中國對抗疫情加油打氣，甚至引述了中國與伊朗古詩來彰顯兩國緊密的關係。伊朗特別派遣一架專機裝載救援物資送往中國，甚至在德黑蘭的自由塔以燈光打上兩國國旗和以中英波斯語寫滿「中國加油、伊朗加油」口號的 Hashtag。不久伊朗爆發疫情之後，中國也回報資助防疫物資。儘管官方關係熱絡，民間便未必如此。由於武漢肺炎可能由蝙蝠傳遞到人身上，加深了伊朗人認為中國人甚至東亞人各種飛禽走獸都可以當作食物的印象，筆者有學中文的伊朗朋友就必須費力解釋這非實情。

九世紀偉大的波斯伊斯蘭學者布哈里（al-Bukhari）引述一段聖訓說：「如果聽到一個地方有瘟疫，就別前往。如果你所在的地方爆發瘟疫，就別逃離。」希望伊朗人跟伊朗政府能從祖先的告誡中獲得教訓。

（張育軒，自由撰稿人，長期關注中東，經營有「說說伊朗」臉書專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