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民主全球滑坡：危機從何而來，將向何去

未來的美國會不會變成一個獨裁國家？這一直是為政治學者和科幻作家所津津樂道的話題。一方面，作為第一個現代民主政權，美國的政治框架建構於二百餘年前，未必能適應當今時代的快速變遷；另一方面，正如胡安·林茨（Juan Linz）所指出的，總統制民主在危機面前更為脆弱：權力集中於一人，而且重組政府的時間不能靈活調整。歷史上，美國也確實出現過如水門事件這樣的政治危機，所幸在國會、媒體和輿論的共同作用下，體制本身並未受到太大創傷。

然而，自第45任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上任以來，坊間對美國民主崩潰的憂慮，似乎在一天天變得更加實際。早在競選期間，特朗普就對民主政治的傳統支柱之一——新聞媒體——大肆抨擊，並拒絕承諾在敗選之後接受結果。上任以來，他對於媒體的攻擊變本加厲，還通過社交媒體平台為虛假新聞推波助瀾。在他的整肅下，司法部已然淪為了黨同伐異的工具：自承有罪的弗林將軍被免於起訴，而正在調查特氏家族盟友的曼哈頓檢察官則遭到解職。在國際事務上，他跟一眾獨裁政權打得火熱，反而和民主世界的盟友齟齬日深（參見博爾頓的新書「The Room Where It Happened」）。面對民眾的和平示威，他的第一反應不是回應訴求或者號召團結，而是宣稱要動用軍隊武力鎮壓，一時間引得朝野震動。

在特朗普的示範作用下，破壞民主制度的嘗試在美國地方政治中也變得愈發頻繁。選區劃界（gerrymandering）和選民登記設限之類的伎倆已是屢見不鮮。威斯康星州在新任州長上任之前，通過了一系列限制州長權力的法案以保護前任的政治遺產。密歇根州任由反對居家令的右翼民兵佔領國會並中斷立法議程。蒙大拿州的眾議員 Greg Gianforte 甚至在選舉當天對質疑他政綱的記者大打出手。地方政客和專業官員面對特朗普的胡吹法螺，表現得日益唯唯諾諾，俯首帖耳。很多人擔心，即使特朗普在今年的大選中鎩羽，他給民主制度造成的破壞也非朝夕可以修補。更何況，他是否會尊重大選結果，和平交權，如今看來都還是未知數。

讓人憂慮的還遠不止領導人的表現，美國民眾對於民主的熱情，似乎也遠不如他們宣稱的那樣高漲。

讓人憂慮的還遠不止領導人的表現，美國民眾對於民主的熱情，似乎也遠不如他們宣稱的那樣高漲。最近發表於《美國政治學評論》（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的研究中，耶魯大學教授 Milan Svolik 跟合作者開展了一項實驗，讓選民在兩名假想的候選人中進行抉擇。兩人的差異除了個體特質和競選綱領，還包括是否會推行以損害民主制度為代價令本黨獲益的政策，比如設置不公平的選舉規則或者限制反對黨舉行集會。結果顯然，美國選民對不民主的候選人表現出了相當大的寬容。在其他方面相同的情況下，這些人的得票份額只會降低3%到10%，還不如婚外情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大。

類似的現象不僅僅出現在美國。Svolik在委內瑞拉選民中間也觀察到了相近的結果（Svolik, 2020）。一項於2018年在馬來西亞進行的調查實驗（Gandhi and Ong, 2019）發現，如果告知反對派（希盟）支持者，希盟將在大選中獲勝，但首相不會來自他們所偏好的政黨（土著團結黨或民主行動黨），那麼他們對於希盟的支持率會大幅下跌。換言之，大部分人確實擁護民主，但前提是他們能從中獲得自己想要的結果。林茨曾經說過，民主正常運作的前提之一，是民眾堅信此乃各種制度中的「唯一之選」（the only game in town）。從這個角度看，民主確實在全世界遭遇了「滑坡」（backsliding）。

民主危機的本質

民主國家內部最引人矚目的政治現象之一，就是維繫了百餘年的傳統政黨體系搖搖欲墜。越來越多選民厭倦了在左翼社民黨和右翼保守黨之間的二選一，轉投新興的極端民粹政黨。

過去十餘年間，反體制的民粹政黨和政客在各個民主國家湧現，甚至在不少地方已經上台執政。儘管口頭上不反對民主，他們卻於暗中將民主制度的根基——公平競爭、權力制衡、媒體監督、全民參與——逐漸腐蝕殆盡。波蘭的卡欽斯基，匈牙利的奧爾班，土耳其的埃爾多安……在這些政治強人領導下的國家，民主和威權之間的界限正在一天天變得模糊。而中國在過去三十年中的高速崛起，則讓民主制度的吸引力看上去前所未有地暗淡。「民主危機」已然成為了政治學界最為熱門的術語。

任教於紐約大學的政治學泰斗 Adam Przeworski ，在其去年出版的著作「Crises of Democracy」中，對當前民主制度所面臨的挑戰進行了系統性的總結。在他看來，一切政治制度都是解決社會衝突的工具。現代民主的特殊之處在於，藉由選舉，衝突各方可以清楚地看到彼此的力量對比。因此，輸掉的一方不會試圖通過其他手段（比如發動內戰）來挑戰贏家——這樣會造成無謂的損失，但結局卻未必如他們所願（Fearon，2010）。相反，他們會調整自己的綱領，嘗試獲得更多民眾的支持，並希望能夠在下一次選舉中獲勝。所以說，民主吸收了社會衝突，為之提供了一個和平的處理框架。利益相似的人們結成政黨，在此框架之內推動自己的訴求。

然而，現代社會中的偏好分布往往十分複雜，不只有一個維度，而且會隨着社會環境發生變化。當人們發現，自己的想法無法被現有政黨體系所代表時，他們對民主制度的信心也會下降。民主國家內部最引人矚目的政治現象之一，就是維繫了百餘年的傳統政黨體系搖搖欲墜。越來越多選民厭倦了在左翼社民黨和右翼保守黨之間的二選一，轉投新興的極端民粹政黨。Przeworski觀察到，投票率越低的國家，極右翼的得票率就越高，這說明傳統政黨未能充分反映普通民眾的心聲。更重要的是，如果整個社會的偏好差異過大，那麼也許連其他勢力上台執政的可能性都令人難以忍受。與其面對敗選的風險，再老老實實等着捲土重來，倒不如此刻鋌而走險，用暴力手段（革命、暗殺、內戰）將看不順眼的人統統消滅。這樣的話，民主就失去了其對於政治勢力原有的約束力。

所以，所謂「民主危機」，本質上是一場社會的存在性危機：我們，還願意在同一個國家中和平共處嗎？

是什麼導致了危機？

在全球化和經濟自由化的雙重作用下，底層民眾為經濟增長的放緩付出了不成比例的慘重代價。

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如此不可調和的社會矛盾？Przeworski 認為，首當其衝的是經濟增長的停滯和不平等的持續積累。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史學家羅伯特·戈登斷言，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70年代，是人類歷史上僅有的黃金百年。在此期間，經濟飛速發展，我們的衣食住行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現代化的生活方式逐漸成型。1970年以來，雖然新發明仍然持續給社會帶來改變，其影響力卻遠遠不及曾經的小汽車、飛機、空調，乃至抽水馬桶。相應地，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率萎靡不振，階層不斷固化，通過個人奮鬥改變命運的機會日益渺茫。

雪上加霜的是，在全球化和經濟自由化的雙重作用下，底層民眾為經濟增長的放緩付出了不成比例的慘重代價。全球化時代，資本可以自由流動，逐利而往；勞動力則受制於主權國家的邊界，難以遷徙。面對第三世界國家，尤其是中國工人的競爭，美國昔日引以為豪的製造業潰不成軍，汽車城變成了鐵鏽帶。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教授 David Autor 在一系列研究中發現，1990年至今，美國受到中國進口衝擊較大的地區（即原先勞動密集型產業集中的地區），失業率更高，真實工資水平更低，創新更少，也更有可能在2016年大選中投票給特朗普。

這正是哈佛經濟系教授 Dani Rodrik 闡述過的「不可能三角」：全球化、主權國家和民主不可兼得，每個國家只能任選其二。國家主權不可動搖，意味着跨國再分配（比如由中國政府補貼美國工人）難以實施。那麼隨着全球化而來的利益分配不均，必然導向國內偏好的極化、民粹主義的興起和民主的滑坡。Rodrik 一針見血地指出，全球化帶來的衝擊跟技術進步所帶來的不同：後者每次傷害的是不同群體，從而社會整體尚有時間將創傷慢慢撫平，而前者的成本卻總是由受教育程度較低的藍領工人承擔。如果人們要為每天的晚飯發愁，我們又怎麼能期待他們去保衞民主？

當然，商品和資本的跨國流動也確實提升了資源配置的效率，創造了空前的財富。經濟學研究發現，從事對外貿易的企業生產率會不斷提升（Atkins，2014）。只不過，由此而來的好處並未被全社會共享。經濟學家曾經相信，可以先把蛋糕做大，再討論如何分配蛋糕（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然而，現實跟理論卻發生了令人震驚的脱節。70年代裏根和撒切爾改革所開啟的經濟自由化，在為私營企業發展掃除桎梏的同時，也將普通勞工的議價權一掃而空。工會一蹶不振，而勞動力在發達國家國民收入中所佔的份額逐年下降。

Autor 教授及合作者最近刊登於《經濟學季刊》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的研究顯示，在全球化驅動下，美國各個行業的集中度在過去幾十年裏不斷上升（Autor et al., 2020）。「明星企業」通過壟斷市場獲得的溢價，從80年代的21%上升到了如今的61%，進而在國民收入中切走了越來越大的蛋糕份額（De Loecker et al., 2020）。世界銀行由此畫出了著名的大象曲線：過去三十年間，中等收入國家的普通民眾收入迅速上升，頂級富豪的財富實現暴漲，而發達國家的普通民眾則原地踏步。

Przeworski 認為，戰後各階層之間曾在利益分配上達成共識，但如今這已化為泡影。70年代以來國家從公共事業中的抽離，不但剝奪了「我們的孩子」（Putnam, 2015; Chetty et al., 2017）向上流動的機會，也並未如右翼預想的那樣，通過「涓滴效應」造福社會（Piketty, 2011）。教育和公共衞生投資的缺乏，加上居住隔離的加劇，譜就了一曲「鄉下人的悲歌」（Vance, 2016）。諾獎得主 Augus Deaton 和 Anne Case 的數據分析顯示，90年代以來，美國白人中年男性的平均死亡率不降反升，這在發達國家中獨樹一幟。哈佛教授 Raj Chetty 等人分析政策實驗得出結論：13歲以下的兒童只要能隨家庭搬遷到貧困率較低的社區，其成年後的收入就可以提高31%。但在沒有政策扶持的情況下，做出背井離鄉，重頭開始的決定，又是何其艱難。

經濟窘迫、無所依託、翻身無望所帶來的不安全感，很容易點燃人們內心深處對權威和拯救者的渴望。

經濟窘迫、無所依託、翻身無望所帶來的不安全感，很容易點燃人們內心深處對權威和拯救者的渴望（Stenner, 2005; Inglehart and Norris, 2016）。紐約大學的 James Bisbee 在他的博士論文中發現，經受了「中國衝擊」的美國民眾，表現得更加排外、孤立，和支持貿易保護主義。這股不滿和憤懣的情緒助長了右翼媒體的興起，又反過來被其利用和加強，形成了難以忽視的民粹主義浪潮（DellaVigna and Kaplan, 2010; Martin and McCrain, 2019），矛頭直指建制派政客和外來移民。

事實上，現有證據表明，即使是低技術移民的湧入，也不會降低本地居民的工資收入（Card, 1990; Friedberg, 2001）。由於缺乏社會關係，移民多半隻能從事較為低端，無人問津的工作。這反而為本地人創造了更多依賴於溝通技能的新崗位（Foged and Peri, 2016）。然而，對於移民的偏見是如此根深蒂固，哪怕直面事實都無法讓人們改變想法（Alesina et al., 2018）。隨之而來的結果是，不同階層的社會成員之間，隔閡越來越深。Chen和Rohla利用智能手機定位所做的分析顯示，如果家庭成員來自黨派傾向不同的地區，那麼2016年感恩節晚餐持續的時間會縮減30到50分鐘——這種跡象在特朗普當選之前尚不明顯。Przeworski滿懷憂慮地感歎道，政治極化已經侵蝕到了社會的最基本單位——家庭，這正是民主衰敗的最壞徵兆之一。

當然，也並不是所有事實都令人悲觀。Przeworski 提到，如今各個國家的收入水平相比於二戰之前都有了極大提升。高收入民主不會垮台，這是政治學中至今尚未受到挑戰的一條鐵律（Alvarez et al. 2000）。此外，公開反對民主制度的意識形態，比如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都已經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今天的民粹政黨雖然對現存政治制度不屑一顧，卻也不敢對民主本身大放厥詞，反而統統打出了要還政於民的口號。過去幾十年裏，軍隊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也愈發邊緣化，政變已經十分罕見。如果經濟增長率能夠復甦，或者政府能想辦法降低不平等，也許更加美好的世界就在前方。

全球範圍內的不平等能被消解嗎？

Rodrik 討論過在不可能三角中，放棄主權國家，走向全球監管的可能性。但看看歐盟所面臨的困境就知道，我們要走的路還有很長。

但這又談何容易。關於什麼能帶來增長，經濟學家們至今也只有一些泛泛的共識，比如包容性的制度（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5）、人力資本積累（Lucas, 1988）、強大的國家能力（Besley and Persson, 2011），和產業集聚帶來的創新（Moretti, 2012）。但具體到每個個案，經濟學始終無力提供有效的指導（Banerjee and Duflo, 2019）。

而降低不平等就更加困難。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和平時期不平等擴大的趨勢一般不會逆轉。只有「大平等器」，即饑荒、瘟疫、戰爭和死亡這「天啟四騎士」，才能實現有效的財富再分配（Scheidel, 2017）。比如Keeve和Stasavage的研究就發現，歐洲歷史上凡是有戰亂的時期，各國政府徵收的遺產税率也會相應提升。二戰之後，核威懾的出現防止了大規模熱戰的爆發，而科技進步使得饑荒和瘟疫的殺傷力大不如前。在這種環境下，如何確保沒有人在社會進步中掉隊，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艱鉅挑戰。人們曾寄希望於民主來做到這一點。理論上來說，如果税率由中位投票人決定，那麼民主確實應該帶來偏向窮人的財富轉移（Meltzer and Richards, 1981）。但這在現實中並未發生（Acemoglu et al., 2013）。

Przeworski 在2010年的著作中討論了其背後的原因。首先，政府一般只能對收入徵税，而無法干預財富，因此能實現的再分配程度有限。70年代以來，在經濟自由化的大背景下，左右兩翼的經濟綱領向中央趨同。左翼吸引了布爾喬亞們，而右翼則在底層建立了票倉。因此，連收入再分配都難以推行。如果政府真的對財富開刀，一個可能的後果是生產力的急速下降。比如將私企國有化，再均分給民眾，那如何管理就成了大問題。怎麼確保股份不被資本家回購？小股東群體怎麼對經理人實行有效監督？怎麼避免企業受困於預算軟約束，最終把全社會拖入短缺經濟的泥潭？此類政策，哪怕只給經濟增長帶來些許負面影響，政府贏得下一次選舉的前景便岌岌可危。更何況，在全球化時代，資本可以輕易離境以規避税收。Rodrik 討論過在不可能三角中，放棄主權國家，走向全球監管的可能性。但看看歐盟所面臨的困境就知道，我們要走的路還有很長。

設想一下最糟糕的情況：經濟增長率持續低迷，中國和印度雙引擎紛紛熄火。政府無力改善收入分配狀況，自動化的普及則讓越來越多民眾只能接受低薪的服務業工作。階層在時間和空間上的邊界都變得不可逾越。可以想見，這會讓更多政治狂人走上前台，兜售自己的萬靈藥方。而民主，就在這一波又一波的癲狂中，走向衰亡。那麼，我們還能做些什麼？顯然，沒有完美的解決方案，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們不應去尋找最優的平衡點。

設想一下最糟糕的情況⋯⋯這會讓更多政治狂人走上前台，兜售自己的萬靈藥方。而民主，就在這一波又一波的癲狂中，走向衰亡。那麼，我們還能做些什麼？顯然，沒有完美的解決方案，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們不應去尋找最優的平衡點。

Rodrik 說過，我們可以試着減少一點全球化，向布雷頓森林體系回歸；也可以多讓渡一點主權，建立權限更廣泛的國際協作機構。打倒資本主義固然不智，但更靈活巧妙的監管，更多樣的企業組織形式，也許會讓各方都從中受益。政治制度方面，有很多立竿見影的改革，可以增強民眾的參與感，提振他們對民主的信心。以美國為例，取消選舉人團制度、限制選區劃界、設立助選資金上限、在更多地區事項上舉行公投，都在此列。

對於民主本身的延續，也許更為重要的是，公民社會要努力增強自身的力量。正如 Acemoglu 和 Robinson 在新作 「Narrow Corridor」 中所指出的，國家和社會始終進行着此消彼長的鬥爭。只有二者力量相仿時，我們才能停佇在「自由的窄廊」之中。而民主的最大價值，就是保護最大多數人的自由。面對利維坦對民主制度的侵蝕，公民只有組織起來，建立更多的社團和社會聯繫，更頻繁地在投票站和街頭參與政治，才能有足夠的資本與之抗衡。公民抗命不是對制度的反叛，而恰恰是在這動盪時世之中，將偏離均衡的遊戲規則推回正軌所必不可少的手段。

民主的歷史，正是一部在抗爭推動下，越來越多的普通人在政治決策中獲得話語權的歷史。憲章派的努力給英國工人帶來了投票權，而民權運動讓非裔在美國政治中的地位變得不可忽視。現如今，在民主面臨危機之時，變革的希望也只能於其中找尋。

（Marcus Wang，政治學博士後選人）

參考文獻：

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A. Robinson.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A. Robinson. 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 Penguin, 2019.

Acemoglu, Daron, et al. “Democracy, redistribution and inequality (No. w19746).” (2013).

Alesina, Alberto, Armando Miano, and Stefanie Stantcheva. Immigration and redistribution. No. w2473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8.

Atkin, David, Amit K. Khandelwal, and Adam Osman. “Exporting and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experim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2.2 (2017): 551-615.

David, H., David Dorn, and Gordon H. Hanson.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6 (2013): 2121-68.

Dorn, David, Gordon Hanson, and Kaveh Majlesi. Importing political polarization? The electoral consequences of rising trade exposure. No. w2263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6.

Autor, David, et al. “The fall of the labor share and the rise of superstar firm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5.2 (2020): 645-709.

Banerjee, Abhijit V., and Esther Duflo. 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 Better answers to our biggest problems. Penguin UK, 2019.

Besley, Timothy, and Torsten Persson. Pillars of prosperity: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cluste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Card, David. “The impact of the Mariel boatlift on the Miami labor market.” ILR Review 43.2 (1990): 245-257.

Case, Anne, and Angus Deaton.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in the 21st century POST-CONFERENCE VERSION.”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017).

Chen, M. Keith, and Ryne Rohla. “The effect of partisanship and political advertising on close family ties.” Science 360.6392 (2018): 1020-1024.

Chetty, Raj, Nathaniel Hendren, and Lawrence F. Katz. “The effects of exposure to better neighborhoods on children: New evidence from the Moving to Opportunity experi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4 (2016): 855-902.

Chetty, Raj, et al. “The fading American dream: Trends in absolute income mobility since 1940.” Science 356.6336 (2017): 398-406.

De Loecker, Jan, Jan Eeckhout, and Gabriel Unger. “The rise of market power and the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5.2 (2020): 561-644.

DellaVigna, Stefano, and Ethan Kaplan. “The Fox News effect: Media bias and voting.”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2.3 (2007): 1187-1234.

Foged, Mette, and Giovanni Peri. “Immigrants’ effect on native workers: New analysis on longitudinal data.”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Gandhi, Jennifer, and Elvin Ong. “Committed or conditional democrats? opposition dynamics in electoral autocra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3.4 (2019): 948-963.

Gordon, Robert J.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 The US standard of living since the civil war. Vol. 7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

Graham, Matthew H., and Milan W. Svolik. “Democracy in America? Partisanship, Polarization, and the Robustness of Support for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4.2 (2020): 392-409.

Inglehart, R. F., & Norris, P. (2016). Trump, Brexit, and the rise of populism: Economic have-nots and cultural backlash.

Lucas Jr, Robert E. “Human capital and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5 (2015): 85-88.

Martin, Gregory J., and Joshua McCrain. “Local news and national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3.2 (2019): 372-384.

Meltzer, Allan H., and Scott F. Richard. “A rational theory of the size of govern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9.5 (1981): 914-927.

Moretti, Enrico. The new geography of jobs.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2.

Piketty, Thomas. “About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5 (2015): 48-53.

Przeworski, Adam, et al.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 1950-1990. Vol. 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rzeworski, A. (2010). Dem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self-government (Vol. 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rzeworski, A. (2019). Crises of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utnam, R. D. (2016). 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 Simon and Schuster.

Rodrik, D. (2011). 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WW Norton & Company.

Scheidel, Walter. “The great leveler. Violence and the global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present.” (2017).

Scheve, Kenneth, and David Stasavage. “Democracy, war, and wealth: lessons from two centuries of inheritance tax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2): 81-102.

Stenner, Karen. The authoritarian dynami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Svolik, Milan. “When polarization trumps civic virtue: Partisan conflict and the subversion of democracy by incumbents.” Available at SSRN 3243470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