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女先鋒或舉手機器？申紀蘭與「社會主義女權」還有討論價值嗎？

6月28日，中國任期最長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山西人申紀蘭逝世，享年90歲。這位來自山西省平順縣西溝村僅有小學文化程度的農民，從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大開始，連續擔任了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跨時66年，是絕無僅有的一例。

申紀蘭的離世，引起了兩極化的輿論反映。對於大多數「後社會主義時代」，也就是改革開放之後出生的中國人來說，「申紀蘭」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不是因為她年輕時候的事蹟，而是源自2009年的一次媒體事件。在參加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接受《河南商報》採訪時，申紀蘭表示： 「我非常擁護共產黨。當代表就是要聽黨的話，我從來沒有投過反對票」。一夜之間，這個「從未投過反對票」的八旬老人，成了輿論焦點——她衰老、土氣、古板，沒有獨立思想、甘願淪為一枚橡皮圖章——更有人直接說她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活化石」。這一負面評價的影響一直持續到申紀蘭逝世的當下，不少網友高喊「舉手機器死了」，似乎是大快人心。

另一方面，紀念、肯定申紀蘭的聲音，也出現在互聯網上。一些紀念文章試圖還原她作為一個農村走出來的勞模，一輩子關心家鄉、關心農業問題的樸實抱負；還有不少文章的重點是申紀蘭在基層的工作「推動了同工同酬寫進憲法」，是「婦女解放的引路人」。以此來證明中共在毛時代的平等與進步。

以上兩種言論似乎都可以成立，但也都有意無意扭曲和重構歷史事實，服務於各自的政治價值取向。在敘事兩極化的今天，我們還有任何新的視角去理解這些逐一消失的歷史人物與現代中國社會的關係嗎？

從「領着走」，到「跟着走」，最後「摸着走」

雖然對申紀蘭有較為詳細描述的出版物和媒體報導並不少，如《口述申紀蘭》（人民出版社）和《申紀蘭60年工作筆記》（北京聯合出版公司），但無論是謾罵還是歌頌她的網友，都只是把她當作一個意識形態符號，鮮有人會真的花時間翻看這些材料。倒是綜合這些公開出版物和報導去概括申的一生，會有助於剝離過度符號化的部分，把人放回歷史情景下，理解人物的行為邏輯。

申紀蘭1929年出生于山西省平順縣楊威村，從小喪父，家境貧寒，母親於她五歲時改嫁。和當時所有農村女性一樣，她「從小熱愛勞動」，幹活成了「脱不開手的習慣」，五六歲就開始給家裏送飯、拉牲口、拾柴火。15歲時，申報名參加村「婦救會」的紡棉花組，併成為骨幹。1946年她嫁到西溝村。李順達在這裏已經建立了中國最早的農業勞動互助組之一，並於1949年在北京受到毛澤東接見。在李順達和他母親郭玉芝（時任西溝村婦救會主任）的鼓勵下，申紀蘭很快就成長為「紡花模範、織布能手」，除了發動婦女參加農業生產，她也在村裏普及新法接生。在1950年郭玉芝去世後，申紀蘭接任了她的職位，後於1951年兼任西溝農業初級社的副社長。這時，西溝村早已因為互助組以及「愛國主義生產競賽」而變成了中共樹立的典型，上了《人民日報》，全國聞名。

1952年，為了進一步發展生產，挖掘潛在勞動力，中共需要把婦女們也發動起來去從事農業勞動。當時，男女不平等和內外分工根深蒂固。當時山西一帶的民諺說：「好男走到縣，好女走到院」，「嫁漢嫁汗、穿衣吃飯」——想要讓村裏二十多戶人家的婦女出來幹活，並不容易。申紀蘭在李順達的支持下，一家家勸說，做思想工作，好不容易把婦女發動起來，結果同樣工作一天，男的得十個工分，女的卻只有一半，經濟上根本不划算，還不如在家納鞋底（社會主義模式下要通過掙工分結算收入）。為了留住婦女勞力，就必須證明同樣的活她們幹的不比「男同志」差，因為可以得到一樣多的報酬。於是申紀蘭和其他人提出男、女分開，比賽撒肥、間苗，同樣大小的地，同樣多的人數，結果婦女幹得不但不差，甚至有時候更多更好——這樣的方式收到了效果，西溝村在長治地區馬上被立為典型。1953年1月，《人民日報》發表5000字的長篇《「勞動就是解放，鬥爭才有地位」——李順達農林畜牧生產合作社婦女爭取同工同酬的經過》，申紀蘭的事蹟流傳開來。

從此，申紀蘭就這樣以基層農民身份進入新中國的政治體制，並開始了加速上升。1953年，申紀蘭先後出席北京的第二屆全國婦女代表大會和丹麥的世界婦女大會，她因此也穿上了這輩子唯一一次穿過的旗袍。次年9月，申紀蘭和李順達同時當選全國人大代表。

但值得注意的是，廣為流傳的那句「申紀蘭讓『同工同酬』寫入憲法」，是完全與史實不符的「想當然」。

在1954年的憲法中，關於性別平等的第96條的陳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婚姻、家庭、母親和兒童受國家的保護。」也就是說，1954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根本沒有「同工同酬」。這個用詞，直到1982年才在新修憲法中出現，而中國1990年才簽署了國際《同工同酬公約》。

在申紀蘭《60年工作筆記》中，她只提到《人民日報》1953年的報導引起轟動：「後來還聽說這個男女同工同酬還給寫入新中國的《勞動法》」——這說明，她自己也沒有想過去推動這個表述進入憲法，而第一部《勞動法》，更是直到1994年才頒布的。

但這並不是說1950年代的時候毛時代的中國沒有提倡「同工同酬」。「同工同酬」作為國際共產主義婦女運動的核心議題之一，最早可以追溯到1901年夏天在丹麥舉行的第二次國際社會主義婦女會議。當時代表們提出了 「同工同酬」，「八小時工作制」和「保護母性」等問題；並決定3月8日為國際婦女節。從建黨開始，中國共產黨婦女運動的話語中，就一直有「同工同酬」的內容，這一點可以在1950年代初全國婦聯的各種講話、文件中得到佐證。在1950年代初，當國家在農村發動生產，加速積累，要把佔勞動力一半的婦女發動起來的時候，負責婦女工作的全國婦聯的各級婦女幹部，也在想法設法把她們一直以來秉信的關於性別平等的理念貫徹在工作中。就這樣，兩個相關但不同的政治議程——發展生產與婦女解放——在西溝村申紀蘭的工作中，發生了微妙的結合。

也就是說，申紀蘭最為人稱道的推動「同工同酬」的工作，根本不是一個「草根發明被中央採納」的故事。事實上，它是一個在既定「典型」中進一步發掘典型的過程。也就是說在承認申紀蘭和西溝村婦女自身有推動平權願望和行動的同時，也要看到，正因為在國家社會主義議程中已經存在「同工同酬」的考量，並且申紀蘭當時處於一個已經是「模範典型」的村莊，她才有可能最後成為發動婦女參加勞動的全國模範。當然，就算沒有西溝村，沒有申紀蘭，只要同樣的議程在國家建制內部存在，同樣的抓典型的工作思路存在，1950年代初也可能在另一個地方出現類似的人物。

毫無疑問，申紀蘭的人生巔峰，正如她自己在工作筆記中流露的那樣，是1950、60年代，她先後成為人大代表、全國勞模，受到周恩來、毛澤東接見，還代表中國婦女出國考察。在1950年代初期的紅色中國，一個出身苦寒、樣貌平平、大塊頭、沒有文化只有一身力氣的年輕女性，卻成為了全國農民傑出的代表——那是她人生的高光時刻，用她自己的話，那是她「領着走」的日子。到了60年代，風向變換，新的模範典型人物換成了同在山西的大寨村的陳永貴和郭鳳蓮，這一時期申紀蘭把自己定位為「跟着走」——也就是要「西溝學大寨」。

跟近十年媒體中試圖塑造的形象不一樣的是，1980年代以來的申紀蘭並不是一個政治上見風使舵、經濟上賺得盆滿缽滿的投機者。那個關於她的子女都是高官的傳言並不準確，雖然她領養的三個子女也都是在體制內工作：大兒子是長治縣糧食局局長，已經退休；大女兒是一名軍醫，而小女兒是一名普通公務員。所謂她名下有一家註冊資金五千萬元的貿易公司，還有一家房地產公司「申紀蘭房地產開發公司」，則更大可能是被搶注或借其名聲運營——這些公司似乎都沒有取得商業成功。

更有趣的是，申紀蘭並不是一個毫無主體性或者極端圓滑的「舉手機器」。相反，很長一段時間裏，她都是一股「逆流」。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後，農村的路線鉅變，她自稱因為想不通，所以有自己的堅持，嘗試了許多方式去重新適應時代。比如，1982年，中央要取消人民公社，實行包產到戶，她感覺「轉不過這個彎」。她問自己：「西溝是從組織互助組、合作社，一步步成為全國農村走社會主義道路典型的，沒有集體的力量，西溝能有了這走下拖拉機的路？能有這滿山樹？能打起這樣多大壩，能治住山上的水，造出這麼多地嗎？」

雖然不理解，但她還是「摸着走」，兩次赴「包產到戶」的「典型」大邱莊取經，辦鄉鎮企業鐵合金廠、核桃露廠。1998年，她在北京參加第九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此時她已經是僅存的從第一屆到第九屆連續九屆的全國人大代表。會後，曾經考察過西溝村的中共元老薄一波請申紀蘭吃飯。她告訴薄一波：「國家這幾十年變化太大了，我吃足了勁，跟都跟不上。」

也許，2009年那句給她惹來最嚴重非議的話，只是她種種堅持與掙扎到最後人們看見的一個瞬間而已。但在當年的媒體環境中，這句話被不斷被消費和複製，最終把申紀蘭碾壓成了一個扁平的標籤。

值得一提的是，1977年，山西省人大選舉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李順達當時受到衝擊，當對他的代表資格進行表決的時候，全場只有申紀蘭一個舉手支持。當她後來說自己沒投過反對票的時候，可能自己也不記得還有過這樣和眾人不一致的時刻。在她的描述中，當時其他代表都轉過頭來驚訝地看着她。事後有人問：申主任，你怎麼還敢舉手呢？她說自己當時說的話是：「老李培養了我，老李是個好人，我了解老李，不管你舉不舉手，我是要舉手哩，住了法院也心甘。」

女權與破產的「過去」

之所以要用長長篇幅，用歷史細節來重新論述作為歷史人物的申，是為了說明，儘管把申看作橡皮圖章和國家英雄的兩種論述都離事實很遠，卻都是為了通過臧否一個具體的人物，來推進各自的政治主張。兩股力量鬥爭聚焦的所在，是對中國的國家社會主義制度相左的評價。

嘲諷或不屑申紀蘭的人是因為把她視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化身，把對這個制度所有的厭惡都集中在了這個不合時宜的老人身上。這其中也有厭女症和年齡歧視的推波助瀾——當你不能直接批評你所厭惡的強權的時候，你就在嘲笑、侮辱它的附屬物中找尋勝利者的快感。

另一方面，把申紀蘭歌頌為「婦女解放事業引路人」的人，則是把她看作了國家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一種證明——「同工同酬是直至今日，都沒有在世界任何一個社會實現的美好理想，而50年代的中國卻能在這方面做到最好。」這一類敘事試圖勾畫這樣一個圖景：在國家社會主義體制中，一個基層婦女的主觀能動性被充分尊重，草根的實踐能被體制敏鋭地看到，順利地成為法理，並終將藉由「全國一盤棋」的制度走向全國各地。

兩種論述其實是同一問題的一體兩面，他們不約而同地預設在中國存在一個統攝一切的「社會主義制度」，其內部有一套完整的邏輯控制着一個國家社會的各個方面，在跟這個制度重合的歷史時空裏，所有正面的人類經驗都可以為證明制度的合理性服務；而如果去不斷挖掘其中負面的人類經驗，就能反過來論證這個制度的罪惡或者荒謬。

如果我們誠實地面對歷史的複雜性，而不是懶惰地流於非黑即白的判斷，那麼就應該具體地問，在今天，我們究竟應該如何更有建設性地去論述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有關「婦女解放」、「性別平等」的制度設計和歷史實踐？這些觀察如何助力於今天的女權運動？

也許，我們首先是要警惕任何對歷史人物的符號化解讀，或者說，要儘量對已經被樹立為典型的人物進行「去符號化」——把他們的光環和污泥都剝去，放回到歷史的語境中去。其實，無論是典型化的過程，還是污名化的過程，解構他們的過程，都像一個「破案」的過程，我們需要掌握關於這些人物的大量信息，然後再加以甄別。

其次，我們也需要注意避免用過於機械的方式理解體制——不應該覺得好像有一個存在自我意志、具有統攝性的社會主義體制，它「發動」所有中國婦女進入生產領域，發動她們勞動，發動她們絕育，發動她們參與建設與積累。國家很多時候發動婦女當然是會「把婦女當作一種人力資源為國家服務」。但同時，這也是「為了解放婦女而對她們進行經濟和政治賦權」。正如歷史學者王政在其著作中展現的：在一個男性主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內部，也存在着一股以全國婦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女權力量。當男性主導的黨中央在為經濟積累而發動所有可以發動的社會力量的時候，婦女幹部們正在興奮地舉行着基層婦代會，真誠地商議着如何改善婦女群眾的生活，提高她們的社會地位。在申紀蘭的案例中，我們便看到了這兩股並不統一的力量的偶聯。而在另一些時候，比如文革時期以及改革開放之後，我們則會看到婦聯力量遭到打壓和邊緣化，國家議程和婦女的自我賦權疏離、脱開。

相比簡單地否定或者認可所謂的「社會主義制度」，女權主義者更應該做的，是釐清這個制度內部不同的政治、經濟邏輯，識別在哪些時候它們是矛盾的，而哪些時候又是共謀的。

最後，也許是時候摒棄「社會主義遺產」這樣一種說辭了——這是當下討論社會主義時期性別平等相關舉措時，最常見的一種表達。這種表達從某種程度上避免了上文所批評的那些非此即彼的論斷，貌似從局限性很大的實踐中，拯救出了一些可以拿來就用的資源。但是，「遺產」這一用法，也引出了兩個問題：

一，它變相地假設了很多「應然」的願景是「實然」發生過的歷史實踐（包括「同工同酬」本身），也因而讓人們停止去對具體發生過的中國社會主義經驗做批判性考察。這方面最明顯的例子，是人們對社會主義單位制解決婦女雙重負擔的迷思——單位制提供的食堂、幼兒園，被視為社會主義最可貴的「遺產」而被頻繁「召喚」。但遺憾的是，對「遺產」的指認越是固化，對歷史的經驗性考察就越發稀少，人們常常忽略了在毛時代單位的福利、食堂與幼兒園也是某種奢侈，並非普及到了全民可以享受。最終。抽象的「成見」可能會取代實在的「知識」本身。

二，「遺產」的說辭，是一種指向過去的政治——似乎有一個歷史上存在過的合理方案，只是因着這樣或那樣的歷史性局限，而沒有得以發揮出其最大潛力。對於過去的懷念引申出了某種向回看而非想像未來的政治行動。但如果申紀蘭的遭遇還有什麼沒有說到的啟示的話，那就是，無論那些對加在她身上的兩邊的政治議程來得多麼荒謬和粗暴，它們的存在與糾纏也已經充分說明「過去」徹底破產了。我們應該把申紀蘭們還給歷史，帶着種種社會主義符號背後的實質——對平等的承諾——直面未來。

（坪山，女權倡導者與書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