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陳純：「被公知」的胡錫進和兔主席，分裂的中國國家主義者

【編按】：5月1號，作為中央政法委新聞網站的官方微博，「中國長安網」發了一張對比圖，「中國點火VS印度點火」，點燃了微博的一場戰火。在這張圖下，叫好的留言和批評的留言互相對峙，旗鼓相當。事情的轉折點，發生在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沈逸對此進行轉發評論，和《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對沈逸進行轉發回應之後。沈逸認為「中國長安網」的表態沒有什麼問題，並將那些同情印度、批評「點火」的網友稱作「聖母婊」。

胡錫進對沈逸的言論不以為然，他認為，「普通中國人」在網上對印度冷嘲熱諷沒有問題，但官方機構的賬號發表這種類型的言論則十分不妥。胡錫進隨後也遭到攻擊，被批評為「偽愛國者」，並殃及《環球時報》現役記者編輯。針對這波輿論高潮，本週端已推出《學者粉圈、民粹動員與流量經濟：當民族主義學者沈逸「網暴」胡錫進》一文，探討流量、學界與粉圈的交織。本文為第二篇，對爭鋒者的意識形態進行討論。

圍攻胡錫進

這一次，胡錫進遭遇了史上最嚴重的翻車，掀翻他的不是所謂的「恨國黨」，而是作為他長期基本盤的「愛國者」，這些人宣稱，胡錫進的「公知尾巴」終於露出來了。

在對中國政府持批評態度的人裏，胡錫進有着「胡叼盤」的「美譽」，即不管中國官方出了什麼樣的政策和表態，他都能在網上將其圓回來，並博得「愛國陣營」的一致喝彩，有時角度之刁鑽，讓人嘖嘖稱奇。可這一次，胡錫進遭遇了史上最嚴重的翻車，掀翻他的不是所謂的「恨國黨」，而是作為他長期基本盤的「愛國者」，這些人宣稱，胡錫進的「公知尾巴」終於露出來了。胡錫進沒有刪除掉這個微博，但抨擊的浪潮可能讓他不堪其擾，他最終關掉了它的留言。

在這一系列攻擊裏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個叫做「子午俠士」的網絡大V。這位大V的微博長期和另外兩個以舉報聞名的帳號「上帝之鷹」和「孤煙暮蟬」保持着極高的聯動性。在「肖美麗事件」中，子午俠士率先將事件的焦點從「室內抽煙」轉移到「港獨」，並領導了對肖美麗、鄭楚然等女權主義者的網暴行動。最近他又將火力對準了LGBT群體，聲稱他們誤導了青少年。5月2日，子午俠士高調地站隊沈逸，對胡錫進發起猛烈攻擊。不僅如此，他還挖出了環球時報記者陳青青在推特上針對「點火」發表的英文評論，陳稱「做這樣的對比實在太荒謬」，子午俠士就此指環時在外網「拱火」，暗示胡錫進是「兩面人」。

子午俠士的一條微博值得一提：「有個公知粉問我：你以前不是罵過長安劍嗎，怎麼現在又替長安網說話，倆賬號是一撥人啊，怎麼興你罵，就不許別人罵？沒錯，人民可以罵他，但敵人不能罵他。我們罵，是因為他有錯，你們罵，就證明他做對了。就這個理，不深奧。」

這種體制外的「愛國者」對體制內知名人士的攻擊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其中有一位叫王陶陶的前媒體人，對這件事的評論極有代表性：「胡錫進代表的是有大局觀、有紀律的愛國輿論；部分圍攻（不是全部）胡錫進的，代表的是自行其是、無紀律的北一輝式『愛國輿論』；這次兩種思潮的對決是必然的，因為有人想從政府手裏拿走愛國主義的定義權和領導權，表面上是無足輕重的網絡之爭，背後則是詮釋權和領導權之爭，如果這種思潮失去控制，北一輝式在軍人、基幹、大學生中主導愛國群眾的風險就會出現，二二六風險就可能成為現實。」

北一輝是日本皇道派背後的精神領袖，他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綱》正是二二六事件的思想指南。《日本改造法案大綱》的理念與「國家社會主義」有相似之處，既有社會主義的成分，比如限制私有制、勞動者參與經營分配、八小時工作制等，又有國家主義的成分，比如鼓吹對外擴張等「國家的權利」。1936年2月26日，部分「皇道派」青年軍官率領千餘名士兵對政府及軍方高層的「統制派」進行刺殺，意圖政變，最終失敗。參與者被宣布為「叛軍」，多人被判死刑，軍隊內的皇道派勢力被統制派和反皇道派聯合一舉壓倒，沒有參與什麼直接行動的北一輝、西田税也被判死刑。

日本政治學家丸山真男對日本法西斯主義的背景、歷史和特徵有着相當深入的研究，在他看來，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存在着以下的客觀因素，比如國際間的對立和戰爭危機的緊迫；國內政治的不穩定，議會和既成政黨的腐敗、無能、無效等病理現象蔓延；由於各種社會組織僵化，喪失了其自動恢復的能力；階級鬥爭以及政治社會集團之間的衝突日益激化；大量的失業，並出現大量的從本來的階級以及職業技能組織中脱落的分子。這些危機在精神方面也有如下表現：面對緊張的社會革命，資產階級產生的恐怖感不斷擴大；農民和城市小市民對無產階級組織鬥爭產生嫉妒和反感；知識分子與技術人員的虛無主義和對政治的不關心（冷漠）；大眾媒體切斷了知識的系統性，喪失了方向感；對合理調整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的可能性感到懷疑或絕望；為了補償對現實絕望和無力感，期盼出現有絕對威信的超級領袖。（註1）

當下的中國和戰前的日本不能做簡單的類比，但在我看來，王陶陶對兩種愛國輿論的判斷是準確的。體制內的人員遭到「愛國者」的圍攻並不是第一次，在過去的一兩年裏，方方、梁豔萍、王小妮和羅新等體制內人員都遭受過愛國者的圍剿。但胡錫進的地位不一樣，用王陶陶的話來說，胡錫進是「愛國輿論領袖」，不僅代表有大局觀、服從性強、有紀律的輿論隊伍，而且有強大的社會影響力。他這一次的表態，其實是在「努力配合近日的對印試探性爭取外交舉措，做涉外輿論工作」。胡錫進「表面上是媒體人，實質上代表了部分政府權威，對胡錫進的圍攻，其真正實質是這部分輿論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挑戰政府威信的必然嘗試」。

圍攻兔主席

任意的文章立足點很高，從人類道義和國家戰略的角度去對自己的受眾進行勸誡，儘管他像胡錫進一樣強調「網民怎麼罵都可以」，但還是在一些地方流露出他對這些人的鄙夷，並兩次將這些人稱為「民粹」。

有趣的是，另一位身份特殊的國家主義大V兔主席，在發表了與胡錫進相似的看法以後，同樣遭到了「愛國者」的圍攻，也同樣關閉了（微信公號文章的）留言。兔主席原名任意，是傅高義在哈佛的學生，也是任仲夷的孫子，血統純正的紅三代。在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和2020年的全球抗疫中，他以極高產且帶有一定理論性的評論收穫了大批粉絲。

他最新的《西安遊、中印「點火」、日本核污水及官方媒體／聲音》有上下兩篇，分5月6號和7號兩天發，上篇措辭較為嚴厲，下篇則帶着苦口婆心的語氣，原因為何，不難想到。在上篇裏，任意十分罕見地對普世價值（他所謂的「內核價值」、「始祖價值」、「基本底線」）進行了論證，儘管這個普世價值並不是自由民主，而是人道主義（儘管他沒有用這個詞）。他甚至用了一些十分康德主義的話語，比如：「我們的道德選擇是基於道德，而不是構建在物質和利益基礎上的。」「我的道德選擇是一貫的，我不會因為對象的不同、場景的不同、利益的不同而做不同的道德選擇。」「我不會因為對方的反饋／反映而改變我的道德選擇與行為。」

這些話與他以往的話語大相徑庭，以前他多是站在中國的立場抨擊西方的制度和觀念，雖然不時化用一些西方的理論，但基本是為前面的目的服務。在下篇，任意嘗試從外宣策略的角度講清楚為什麼一方面要區分外國的政府／政客和外國的人民，另一方面卻要中國的官方人員剋制和謹慎，因為外國是將中國官方所有部門視作鐵板一塊的，任何一個官方人員的不恰當表態都有可能引發外交事故，甚至影響「國運」。

任意的文章立足點很高，從人類道義和國家戰略的角度去對自己的受眾進行勸誡，儘管他像胡錫進一樣強調「網民怎麼罵都可以」，但還是在一些地方流露出他對這些人的鄙夷，並兩次將這些人稱為「民粹」——兩次出現的地方合起來看，是一個相當辯證的表達——他說，有些部門的官方賬號為了「川普化的刷流量」，會「說一些非常民粹、討巧但不嚴肅、不登大雅之堂、粗俗、有爭議和帶有冒犯性的言論。」然而，「中國體制相比美國和西方體制的一個很大優勢，正是我們的政治家不需要為了選票迎合民粹而做短期主義、符合政客個人利益的事情。我們的政治家可以做長期主義的事情，這正是我們的制度優勢。」 這說明，任意也像王陶陶一樣，越來越覺得民粹給國家的長遠發展帶來了負累。

不難想像，這樣的言論當然無法讓這些「民粹」買賬。「聖母」、「公知」、「理中客」、「跪族」這些曾經用來批評「恨國黨」的話，像雨點一樣打到任意身上。坊間有人戲言，中國的「統制派」和「皇道派」終於成型了。雖然中國的國家主義從未是鐵板一塊，胡錫進和任意也並非沒有遭受過來自「愛國陣營」的批評，但這兩人的「被公知化」，說明民粹派國家主義越來越不受建制派國家主義的控制，不管我們對這兩派如何命名，不管胡錫進和沈逸一起唱多少次《團結就是力量》（5月7日，他們一起轉發共青團官微發的《團結就是力量》，以示和解），誰也無法掩蓋國家主義已經分裂的事實。

國家主義的分裂：建制 VS 民粹

建制派國家主義者，不一定是體制內的人，民粹派國家主義者，也不一定不是體制內的人，但在體制和「人民」之間，前者更傾向於體制，後者更傾向於「人民」，但這「人民」的定義是要由他們來決定的。

建制派國家主義者和民粹派國家主義者的共同點在於，兩者都認同國家民族利益至上，都擁護中國共產黨的統治，都反對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都厭惡公知和「恨國黨」，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建制派國家主義者對民粹派國家主義的察覺會有所滯後，在此之前，他們更多將後者看作情緒更為激動的愛國者而已。建制派國家主義者，不一定是體制內的人，民粹派國家主義者，也不一定不是體制內的人，但在體制和「人民」之間，前者更傾向於體制，後者更傾向於「人民」，但這「人民」的定義是要由他們來決定的。這就是揚—維爾納·米勒（Jan-Werner Müller）所說的「道德化的反多元主義」。子午俠士的那段話最好不過地揭示了他的民粹派國家主義立場：「人民可以罵他（長安網），但敵人不能罵他。我們罵，是因為他有錯，你們罵，就證明他做對了。」

民粹派國家主義的崛起，原因極其複雜，全球政治極化和中國所面臨的國際形勢的惡化當然是一個重要因素，但有一點也毋庸置疑，那就是民粹派國家主義的產生和發展與建制派國家主義密切相關，這是胡錫進、王陶陶、任意等人所不願意承認的。

在過去的幾年裏，建制派國家主義者爭相在牆內外各種平台上，以各種身份發表戰狼言論，對西方國家的各個層面進行嘲諷和抨擊，胡錫進就曾經鼓吹過中國應該增加核武器，任意前不久說美國在阿拉斯加的談判表現就像當年的大清。不僅如此，他們也一直為打壓言論自由、良心自由和結社自由辯護，有時候說中國保障公民有充分的自由，但這些自由「必須在國家的法律內行使」，有時說那些發表異見、信仰宗教、成立民間社團、運營民間機構的人收了境外資金，意圖顛覆政權。

這幾年間，公知的聲音幾乎從網絡中被清除掉了，少數還能發出來的，也要面對網暴和挖墳的危險；思想市場上可供揀選的十分有限，除了教科書裏的馬克思主義，無非工業黨、入關學、粉紅女權；官方的意識形態建構也不太成功，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除了民族主義，其他可以感知到的特徵並不明顯。

在這樣的氛圍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網民，很難不成為國家主義者。他們從建制派國家主義那裏學會罵「公知」，對「顏色革命」和「敘利亞學」（西方國家向某些發展中國家輸出民主導致那些國家陷入內戰和經濟崩潰）頭頭是道，用「境外勢力操縱」來指控一切他們看不慣的人（比如女權）。他們甚至發展出了自己的「愛國亞文化」，比如將愛國飯圈化，把中國叫做「阿中哥哥」。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越來越多的新生代網民，沒有像這些國家主義前輩一樣，成為建制派的國家主義者，而是變成民粹派國家主義者呢？

這裏面，恐怕時代因素是我們無法忽略的。

建制派國家主義者多成長於改革開放，正是中國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時期。相比之下，在民粹派的國家主義者成長起來的時期，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解釋要麼已經邊緣化，要麼對他們來說已經失去說服力。

建制派國家主義者多成長於改革開放，正是中國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時期。對於這種翻天覆地的變化，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解釋傾向。在《績效合法性、國家自主性與經濟發展》一文中，趙鼎新總結了兩種關於中國經濟成功的解釋：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經濟的成功在於國家一方面放棄計劃經濟模式，讓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來主導資源分配等經濟活動，另一方面「通過產權改革、法治建設和自由訂約權等制度創新，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必須的法律和制度環境。」國家中心論者則更強調政府通過制定國家發展戰略和具體的發展政策，有意識地扭曲市場價格來保護和培養未具競爭力的產業，使之能在世界市場取得競爭性。（註2）

在中國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1978-2008年，同樣也是西方國家繁榮發展的一個時期，在這個時期，美國和英國紛紛轉向了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同時蘇聯和東歐的共產主義政權相繼倒台，弗蘭西斯·福山接過黑格爾的衣缽，高歌「歷史的終結」。可以說，一個經歷過這個時代的人接受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對於中國經濟成功的解釋，是一件很自然而然的事。所以建制派的國家主義者除了在國家民族利益和個人自由之間更傾向於國家民族利益，當然也是那些在理解中國經濟為何崛起這個問題上更傾向於國家中心論的人，而且這種傾向並不僅是受到國家宣傳的影響，更是他們自身做出的一種認知上的選擇。

相比之下，在民粹派的國家主義者成長起來的時期，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解釋要麼已經邊緣化，要麼對他們來說已經失去說服力。這一方面跟國家加大宣傳教育的力度，並對自由主義的論述進行系統性打擊有關，另一方面，在2008年金融海嘯以後，中國繼續保持高速增長，同時產業開始升級，專利數量躍居世界第一，甚至在一些領域出現領先於世界的技術。中國的「經濟自由度指數」並不是太高，在2021年，排名在一百名開外，但它的發展速度卻明顯高於排名比它靠前的諸多國家，這就讓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解釋顯得蒼白無力。簡單來說，在新時代成長起來的網民，留給他們的選項就只有一個，不管他們對中國的發展持有正面還是負面的態度，他們都難以否認「中國特色」在發展過程中的作用。

建制派國家主義者和民粹派國家主義者最大的區別在於，在形成對國家與經濟社會之關係的認識上，他們的認知是否曾經有過另外的選項。

建制派國家主義者和民粹派國家主義者最大的區別在於，在形成對國家與經濟社會之關係的認識上，他們的認知是否曾經有過另外的選項。在體制與人民之間，建制派國家主義者偏向體制，但他們認為體制和人民還是有區別的，當人民裏的有一部分有着和體制不一樣的立場時，他們並非不能理解。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胡錫進有一些話聽起來那麼像公知話語，除了要做輿論工作，他對另一種選項也是熟悉的。

然而民粹派國家主義不僅認為人民是一體的，而且也堅信體制和人民應該是一體的，這就使得他們對於異見的寬容度要低於建制派的國家主義者，如果這種異見來源於體制內的人，他們就更加無法容忍。這就是胡錫進必須被批倒批臭的原因。

五四那天，騰訊的張軍發了一條微博：「當我們忙着做各種致敬青年的策劃時，青年們正在睡覺。」瞬間點爆另一個戰場。評論裏有這麼一條，讓中國的精英階層看得心驚肉跳：「1921年我們醒了一次，打爆了資本家的狗頭。2021年我希望我們還會再醒一次，等醒過來再把你們殺一次。」兩年前，馬雲首次提出了「996是福報」，他的視頻在b站上的彈幕從「馬爸爸」開始變成「你工人爺爺來啦」。這兩年，整個簡中都在談「內卷」，此前「喪文化」的風靡已經或多或少昭示着這一問題的根源：因為中國發展得太快，所以「低慾望社會化」也比別的國家來得快，年輕人普遍意識到自己上升通道極其狹窄，很多人乾脆就放棄努力了。

那些不甘心「躺平」的年輕人，有一部分拿起了毛選。在豆瓣年輕人扎堆的小組，比如「鵝組」和「自由吃瓜基地」，組員將毛澤東稱作「教員」，並不時引用他的語錄，「教員」甚至成為粉紅女權最愛引用的理論家。知乎有一個問題「為什麼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讀起了毛選」，裏面有答主給出某出版社的統計數據，毛選的銷量在2015年開始穩步增長，在開始談論「內卷」的這一兩年，銷量更是增長了一倍之多。在電商平台，毛選成了熱銷商品。二次元的孩子都會用毛選的話來玩梗。

如果說毛澤東重新火起來有一定的偶然性，那麼斯大林在中國年輕人中地位的上升則能夠說明一些問題。賬號「今日俄羅斯RT」發了一條微博，提到印度一名叫「斯大林」的政客，並將斯大林和希特勒並稱為「獨裁者」，遭到年輕人的群嘲和抨擊。有的人可能認為，毛澤東和斯大林之所以被推崇，與年輕人思想左轉沒有關係，只是因為他們使國家變得強大，然而希特勒時代的德國國力並不遜色，年輕人卻對該賬號將斯大林和希特勒並舉感到十分不滿。這其中不能說與思想的左右沒有一點關係。

快速發展帶來的「內卷化」，同樣也推動了民粹派國家主義的暴走。

這兩個戰場看起來是獨立的，實則是相通的。除了時代的塑造、政治風向的轉變、建制派國家主義的「養蠱」，因為快速發展帶來的「內卷化」，同樣也推動了民粹派國家主義的暴走。前面說到建制派國家主義者和民粹派國家主義者有一個重要的區別，那就是前者的政治認知成型於改開年代，後者的政治認知成型於新時代，這大概率也意味着，前者分享到的時代紅利要遠多於後者。在民粹派國家主義者看來，像胡錫進這樣的建制派國家主義者是既得利益者，佔據着顯赫的社會地位和優質的社會資源，但他們立場不堅定，工作不紮實，德不配位，必須被打倒。

我在這篇文章裏解釋的是，作為整體的民粹派國家主義崛起的原因，而不是個體的國家主義者更傾向於建制派還是民粹派的原因。這場紛爭起初被標誌被「胡沈之爭」，在我看來完全是搞錯了方向。沈逸發那個微博只是一時意氣，雖然這次民粹派國家主義者站在他那一邊，但他本質上和胡錫進任意一樣，都屬於建制派國家主義者。在他後面起來的子午俠士、上帝之鷹、孤煙暮蟬等人，才是民粹派國家主義的煽動者。

這場紛爭起初被標誌被「胡沈之爭」，在我看來完全是搞錯了方向。沈逸本質上和胡錫進任意一樣，都屬於建制派國家主義者。在他後面起來的子午俠士、上帝之鷹、孤煙暮蟬等人，才是民粹派國家主義的煽動者。

據說子午俠士是一位因貪污被解職的前警務人員，而孤煙暮蟬是惠東縣總工會女工部部長，兩人屬於體制內的基層人員，或在體制內失意的人士。有人總結過他們所用的伎倆：他們平時熱衷發布一些仇外的信息，涉及歐美、日韓、港台，以吸引愛國民粹的關注，等兵馬彈藥充足，就挑一些「公知」下手。他們的關注者特別擅長挖墳，會將這個「公知」所有公開的社會平台賬號扒個底朝天，以欲加之罪的方式找ta「恨國」的證據，如果這個「公知」有牆外的賬號，那基本上已經難逃劫難。

這幾年，被孤煙暮蟬及其關注者網暴到退出微博的人不計其數，連在b站上紅極一時的北大法學教授羅翔都扛不住黯然離去。而子午俠士最近接連發動了幾場相當成功的法西斯聖戰。女權主義者、LGBT、建制派的國家主義者，都在他的打擊範圍，他的支持者，覆蓋厭女、恐同、民粹，和太平洋對岸的川粉高度類似，用他們最愛的「教員」的話來說，真的是「環球同此涼熱」，只是世界已經不再太平。

政權合法性的新框架

在我看來，如今崛起的這些民粹派國家主義者對現政權構成的挑戰在於，他們所施加的壓力，不僅與績效合法性相關，也與意識形態合法性有關，而且是兩種績效與兩種意識形態。

趙鼎新在上面提到的同一篇文章中認為，中國經濟的成功在於國家權力的自主性，以及社會力量對這一自主性的大力約束。所以中國的這種自主性，是「有限的自主性」，對政體的發展來說是健康的。改開以來，中國從意識形態合法性轉變成績效合法性，所以這種對自主性的約束，並非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民主選舉、精英制衡、程序決策和新聞監督，而主要來自績效的壓力。

他有提到「民粹」的危險，但只想到那種有民生訴求的民粹，或者左翼的民粹，但沒有想到那種左右合流的民粹，或帶有民族主義的民粹。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說道，在改開以來的中國，民族主義與威權主義不太兼容，所以中國政府要抑制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的過分表達。

但我以為，他這個論述缺乏說服力。在某個意義上，中國的國家主義就是民族主義加威權主義，這個從建制派國家主義者和民粹派國家主義者的共同點就可以看出來。更重要的是，這一個框架用於解釋當今中國的合法性結構，似乎已經有點力不從心。任意說，中國體制的優勢在於可以奉行長期主義，不用顧及一時的民粹壓力，這話也恐怕過於制度自信。

在我看來，如今崛起的這些民粹派國家主義者對現政權構成的挑戰在於，他們所施加的壓力，不僅與績效合法性相關，也與意識形態合法性有關，而且是兩種績效與兩種意識形態。

毛澤東思想，是前三十年的意識形態合法性的主要來源，而在他們的鍵盤中越來越失控的民族主義訴求，實則是當下意識形態合法性的重要構成部分。與此同時，這兩種意識形態也各自對應着績效上的要求，即收入分配的相對公平以及維護國家民族利益。

現在在年輕人中開始流行的毛澤東思想，是前三十年的意識形態合法性的主要來源，而在他們的鍵盤中越來越失控的民族主義訴求，實則是當下意識形態合法性的重要構成部分。與此同時，這兩種意識形態也各自對應着績效上的要求，即收入分配的相對公平以及維護國家民族利益。三四年前中國曾經出現一批毛左青年，在佳士運動後基本銷聲匿跡。這一批人當時給政權帶來的僅僅是一重的意識形態合法性壓力（因為他們大多是基於理想主義去行動，並非為了個人訴求），已經讓當局心有餘悸，如今的民粹派國家主義者帶來的是四重的合法性壓力，其挑戰可想而知。

在《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思想及行動》中，丸山真男寫道：「來自下面的法西斯的動向——即激進的法西斯運動的每一次痙攣般的發作反倒成為一種契機，更加促進了來自上層的法西斯化。」（註3）這才是實打實的對中國「制度優勢」的測驗。

就在此文寫作的這兩天，網絡民粹依然揪着胡錫進猛揍，《環球時報》的田裏被挖出越來越多瓜，而胡錫進的微博，一會兒說要準備好對澳大利亞進行遠程打擊，一會兒說「讓美國自我淪落為閉關鎖國吧。讓他們去搞極端內鬥和內卷吧」。不管這些只是作秀求和還是代表他的真實立場，民粹派國家主義只會被這樣的表態刺激得更加瘋狂，如此陷入惡性循環，建制派國家主義終將自食其果。

註解：

註1：丸山真男，《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商務印書館，2018年，p.314-315

註2：趙鼎新，《合法性的政治》，台大出版中心，2017年，p. 121

註3:《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p. 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