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陈纯：“被公知”的胡锡进和兔主席，分裂的中国国家主义者

【编按】：5月1号，作为中央政法委新闻网站的官方微博，“中国长安网”发了一张对比图，“中国点火VS印度点火”，点燃了微博的一场战火。在这张图下，叫好的留言和批评的留言互相对峙，旗鼓相当。事情的转折点，发生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逸对此进行转发评论，和《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对沈逸进行转发回应之后。沈逸认为“中国长安网”的表态没有什么问题，并将那些同情印度、批评“点火”的网友称作“圣母婊”。

胡锡进对沈逸的言论不以为然，他认为，“普通中国人”在网上对印度冷嘲热讽没有问题，但官方机构的账号发表这种类型的言论则十分不妥。胡锡进随后也遭到攻击，被批评为“伪爱国者”，并殃及《环球时报》现役记者编辑。针对这波舆论高潮，本周端已推出《学者粉圈、民粹动员与流量经济：当民族主义学者沈逸“网暴”胡锡进》一文，探讨流量、学界与粉圈的交织。本文为第二篇，对争锋者的意识形态进行讨论。

围攻胡锡进

这一次，胡锡进遭遇了史上最严重的翻车，掀翻他的不是所谓的“恨国党”，而是作为他长期基本盘的“爱国者”，这些人宣称，胡锡进的“公知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在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人里，胡锡进有着“胡叼盘”的“美誉”，即不管中国官方出了什么样的政策和表态，他都能在网上将其圆回来，并博得“爱国阵营”的一致喝彩，有时角度之刁钻，让人啧啧称奇。可这一次，胡锡进遭遇了史上最严重的翻车，掀翻他的不是所谓的“恨国党”，而是作为他长期基本盘的“爱国者”，这些人宣称，胡锡进的“公知尾巴”终于露出来了。胡锡进没有删除掉这个微博，但抨击的浪潮可能让他不堪其扰，他最终关掉了它的留言。

在这一系列攻击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个叫做“子午侠士”的网络大V。这位大V的微博长期和另外两个以举报闻名的帐号“上帝之鹰”和“孤烟暮蝉”保持着极高的联动性。在“肖美丽事件”中，子午侠士率先将事件的焦点从“室内抽烟”转移到“港独”，并领导了对肖美丽、郑楚然等女权主义者的网暴行动。最近他又将火力对准了LGBT群体，声称他们误导了青少年。5月2日，子午侠士高调地站队沈逸，对胡锡进发起猛烈攻击。不仅如此，他还挖出了环球时报记者陈青青在推特上针对“点火”发表的英文评论，陈称“做这样的对比实在太荒谬”，子午侠士就此指环时在外网“拱火”，暗示胡锡进是“两面人”。

子午侠士的一条微博值得一提：“有个公知粉问我：你以前不是骂过长安剑吗，怎么现在又替长安网说话，俩账号是一拨人啊，怎么兴你骂，就不许别人骂？没错，人民可以骂他，但敌人不能骂他。我们骂，是因为他有错，你们骂，就证明他做对了。就这个理，不深奥。”

这种体制外的“爱国者”对体制内知名人士的攻击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其中有一位叫王陶陶的前媒体人，对这件事的评论极有代表性：“胡锡进代表的是有大局观、有纪律的爱国舆论；部分围攻（不是全部）胡锡进的，代表的是自行其是、无纪律的北一辉式‘爱国舆论’；这次两种思潮的对决是必然的，因为有人想从政府手里拿走爱国主义的定义权和领导权，表面上是无足轻重的网络之争，背后则是诠释权和领导权之争，如果这种思潮失去控制，北一辉式在军人、基干、大学生中主导爱国群众的风险就会出现，二二六风险就可能成为现实。”

北一辉是日本皇道派背后的精神领袖，他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正是二二六事件的思想指南。《日本改造法案大纲》的理念与“国家社会主义”有相似之处，既有社会主义的成分，比如限制私有制、劳动者参与经营分配、八小时工作制等，又有国家主义的成分，比如鼓吹对外扩张等“国家的权利”。1936年2月26日，部分“皇道派”青年军官率领千余名士兵对政府及军方高层的“统制派”进行刺杀，意图政变，最终失败。参与者被宣布为“叛军”，多人被判死刑，军队内的皇道派势力被统制派和反皇道派联合一举压倒，没有参与什么直接行动的北一辉、西田税也被判死刑。

日本政治学家丸山真男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背景、历史和特征有着相当深入的研究，在他看来，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存在着以下的客观因素，比如国际间的对立和战争危机的紧迫；国内政治的不稳定，议会和既成政党的腐败、无能、无效等病理现象蔓延；由于各种社会组织僵化，丧失了其自动恢复的能力；阶级斗争以及政治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日益激化；大量的失业，并出现大量的从本来的阶级以及职业技能组织中脱落的分子。这些危机在精神方面也有如下表现：面对紧张的社会革命，资产阶级产生的恐怖感不断扩大；农民和城市小市民对无产阶级组织斗争产生嫉妒和反感；知识分子与技术人员的虚无主义和对政治的不关心（冷漠）；大众媒体切断了知识的系统性，丧失了方向感；对合理调整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可能性感到怀疑或绝望；为了补偿对现实绝望和无力感，期盼出现有绝对威信的超级领袖。（注1）

当下的中国和战前的日本不能做简单的类比，但在我看来，王陶陶对两种爱国舆论的判断是准确的。体制内的人员遭到“爱国者”的围攻并不是第一次，在过去的一两年里，方方、梁艳萍、王小妮和罗新等体制内人员都遭受过爱国者的围剿。但胡锡进的地位不一样，用王陶陶的话来说，胡锡进是“爱国舆论领袖”，不仅代表有大局观、服从性强、有纪律的舆论队伍，而且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他这一次的表态，其实是在“努力配合近日的对印试探性争取外交举措，做涉外舆论工作”。胡锡进“表面上是媒体人，实质上代表了部分政府权威，对胡锡进的围攻，其真正实质是这部分舆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挑战政府威信的必然尝试”。

围攻兔主席

任意的文章立足点很高，从人类道义和国家战略的角度去对自己的受众进行劝诫，尽管他像胡锡进一样强调“网民怎么骂都可以”，但还是在一些地方流露出他对这些人的鄙夷，并两次将这些人称为“民粹”。

有趣的是，另一位身份特殊的国家主义大V兔主席，在发表了与胡锡进相似的看法以后，同样遭到了“爱国者”的围攻，也同样关闭了（微信公号文章的）留言。兔主席原名任意，是傅高义在哈佛的学生，也是任仲夷的孙子，血统纯正的红三代。在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和2020年的全球抗疫中，他以极高产且带有一定理论性的评论收获了大批粉丝。

他最新的《西安游、中印“点火”、日本核污水及官方媒体／声音》有上下两篇，分5月6号和7号两天发，上篇措辞较为严厉，下篇则带着苦口婆心的语气，原因为何，不难想到。在上篇里，任意十分罕见地对普世价值（他所谓的“内核价值”、“始祖价值”、“基本底线”）进行了论证，尽管这个普世价值并不是自由民主，而是人道主义（尽管他没有用这个词）。他甚至用了一些十分康德主义的话语，比如：“我们的道德选择是基于道德，而不是构建在物质和利益基础上的。”“我的道德选择是一贯的，我不会因为对象的不同、场景的不同、利益的不同而做不同的道德选择。”“我不会因为对方的反馈／反映而改变我的道德选择与行为。”

这些话与他以往的话语大相径庭，以前他多是站在中国的立场抨击西方的制度和观念，虽然不时化用一些西方的理论，但基本是为前面的目的服务。在下篇，任意尝试从外宣策略的角度讲清楚为什么一方面要区分外国的政府／政客和外国的人民，另一方面却要中国的官方人员克制和谨慎，因为外国是将中国官方所有部门视作铁板一块的，任何一个官方人员的不恰当表态都有可能引发外交事故，甚至影响“国运”。

任意的文章立足点很高，从人类道义和国家战略的角度去对自己的受众进行劝诫，尽管他像胡锡进一样强调“网民怎么骂都可以”，但还是在一些地方流露出他对这些人的鄙夷，并两次将这些人称为“民粹”——两次出现的地方合起来看，是一个相当辩证的表达——他说，有些部门的官方账号为了“川普化的刷流量”，会“说一些非常民粹、讨巧但不严肃、不登大雅之堂、粗俗、有争议和带有冒犯性的言论。”然而，“中国体制相比美国和西方体制的一个很大优势，正是我们的政治家不需要为了选票迎合民粹而做短期主义、符合政客个人利益的事情。我们的政治家可以做长期主义的事情，这正是我们的制度优势。” 这说明，任意也像王陶陶一样，越来越觉得民粹给国家的长远发展带来了负累。

不难想像，这样的言论当然无法让这些“民粹”买账。“圣母”、“公知”、“理中客”、“跪族”这些曾经用来批评“恨国党”的话，像雨点一样打到任意身上。坊间有人戏言，中国的“统制派”和“皇道派”终于成型了。虽然中国的国家主义从未是铁板一块，胡锡进和任意也并非没有遭受过来自“爱国阵营”的批评，但这两人的“被公知化”，说明民粹派国家主义越来越不受建制派国家主义的控制，不管我们对这两派如何命名，不管胡锡进和沈逸一起唱多少次《团结就是力量》（5月7日，他们一起转发共青团官微发的《团结就是力量》，以示和解），谁也无法掩盖国家主义已经分裂的事实。

国家主义的分裂：建制 VS 民粹

建制派国家主义者，不一定是体制内的人，民粹派国家主义者，也不一定不是体制内的人，但在体制和“人民”之间，前者更倾向于体制，后者更倾向于“人民”，但这“人民”的定义是要由他们来决定的。

建制派国家主义者和民粹派国家主义者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认同国家民族利益至上，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统治，都反对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都厌恶公知和“恨国党”，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建制派国家主义者对民粹派国家主义的察觉会有所滞后，在此之前，他们更多将后者看作情绪更为激动的爱国者而已。建制派国家主义者，不一定是体制内的人，民粹派国家主义者，也不一定不是体制内的人，但在体制和“人民”之间，前者更倾向于体制，后者更倾向于“人民”，但这“人民”的定义是要由他们来决定的。这就是扬—维尔纳·米勒（Jan-Werner Müller）所说的“道德化的反多元主义”。子午侠士的那段话最好不过地揭示了他的民粹派国家主义立场：“人民可以骂他（长安网），但敌人不能骂他。我们骂，是因为他有错，你们骂，就证明他做对了。”

民粹派国家主义的崛起，原因极其复杂，全球政治极化和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的恶化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有一点也毋庸置疑，那就是民粹派国家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与建制派国家主义密切相关，这是胡锡进、王陶陶、任意等人所不愿意承认的。

在过去的几年里，建制派国家主义者争相在墙内外各种平台上，以各种身份发表战狼言论，对西方国家的各个层面进行嘲讽和抨击，胡锡进就曾经鼓吹过中国应该增加核武器，任意前不久说美国在阿拉斯加的谈判表现就像当年的大清。不仅如此，他们也一直为打压言论自由、良心自由和结社自由辩护，有时候说中国保障公民有充分的自由，但这些自由“必须在国家的法律内行使”，有时说那些发表异见、信仰宗教、成立民间社团、运营民间机构的人收了境外资金，意图颠覆政权。

这几年间，公知的声音几乎从网络中被清除掉了，少数还能发出来的，也要面对网暴和挖坟的危险；思想市场上可供拣选的十分有限，除了教科书里的马克思主义，无非工业党、入关学、粉红女权；官方的意识形态建构也不太成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除了民族主义，其他可以感知到的特征并不明显。

在这样的氛围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网民，很难不成为国家主义者。他们从建制派国家主义那里学会骂“公知”，对“颜色革命”和“叙利亚学”（西方国家向某些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导致那些国家陷入内战和经济崩溃）头头是道，用“境外势力操纵”来指控一切他们看不惯的人（比如女权）。他们甚至发展出了自己的“爱国亚文化”，比如将爱国饭圈化，把中国叫做“阿中哥哥”。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新生代网民，没有像这些国家主义前辈一样，成为建制派的国家主义者，而是变成民粹派国家主义者呢？

这里面，恐怕时代因素是我们无法忽略的。

建制派国家主义者多成长于改革开放，正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期。相比之下，在民粹派的国家主义者成长起来的时期，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解释要么已经边缘化，要么对他们来说已经失去说服力。

建制派国家主义者多成长于改革开放，正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期。对于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释倾向。在《绩效合法性、国家自主性与经济发展》一文中，赵鼎新总结了两种关于中国经济成功的解释：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在于国家一方面放弃计划经济模式，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主导资源分配等经济活动，另一方面“通过产权改革、法治建设和自由订约权等制度创新，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必须的法律和制度环境。”国家中心论者则更强调政府通过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和具体的发展政策，有意识地扭曲市场价格来保护和培养未具竞争力的产业，使之能在世界市场取得竞争性。（注2）

在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1978-2008年，同样也是西方国家繁荣发展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美国和英国纷纷转向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同时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相继倒台，弗兰西斯·福山接过黑格尔的衣钵，高歌“历史的终结”。可以说，一个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接受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于中国经济成功的解释，是一件很自然而然的事。所以建制派的国家主义者除了在国家民族利益和个人自由之间更倾向于国家民族利益，当然也是那些在理解中国经济为何崛起这个问题上更倾向于国家中心论的人，而且这种倾向并不仅是受到国家宣传的影响，更是他们自身做出的一种认知上的选择。

相比之下，在民粹派的国家主义者成长起来的时期，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解释要么已经边缘化，要么对他们来说已经失去说服力。这一方面跟国家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并对自由主义的论述进行系统性打击有关，另一方面，在2008年金融海啸以后，中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同时产业开始升级，专利数量跃居世界第一，甚至在一些领域出现领先于世界的技术。中国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并不是太高，在2021年，排名在一百名开外，但它的发展速度却明显高于排名比它靠前的诸多国家，这就让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解释显得苍白无力。简单来说，在新时代成长起来的网民，留给他们的选项就只有一个，不管他们对中国的发展持有正面还是负面的态度，他们都难以否认“中国特色”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建制派国家主义者和民粹派国家主义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在形成对国家与经济社会之关系的认识上，他们的认知是否曾经有过另外的选项。

建制派国家主义者和民粹派国家主义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在形成对国家与经济社会之关系的认识上，他们的认知是否曾经有过另外的选项。在体制与人民之间，建制派国家主义者偏向体制，但他们认为体制和人民还是有区别的，当人民里的有一部分有着和体制不一样的立场时，他们并非不能理解。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胡锡进有一些话听起来那么像公知话语，除了要做舆论工作，他对另一种选项也是熟悉的。

然而民粹派国家主义不仅认为人民是一体的，而且也坚信体制和人民应该是一体的，这就使得他们对于异见的宽容度要低于建制派的国家主义者，如果这种异见来源于体制内的人，他们就更加无法容忍。这就是胡锡进必须被批倒批臭的原因。

五四那天，腾讯的张军发了一条微博：“当我们忙着做各种致敬青年的策划时，青年们正在睡觉。”瞬间点爆另一个战场。评论里有这么一条，让中国的精英阶层看得心惊肉跳：“1921年我们醒了一次，打爆了资本家的狗头。2021年我希望我们还会再醒一次，等醒过来再把你们杀一次。”两年前，马云首次提出了“996是福报”，他的视频在b站上的弹幕从“马爸爸”开始变成“你工人爷爷来啦”。这两年，整个简中都在谈“内卷”，此前“丧文化”的风靡已经或多或少昭示着这一问题的根源：因为中国发展得太快，所以“低欲望社会化”也比别的国家来得快，年轻人普遍意识到自己上升通道极其狭窄，很多人干脆就放弃努力了。

那些不甘心“躺平”的年轻人，有一部分拿起了毛选。在豆瓣年轻人扎堆的小组，比如“鹅组”和“自由吃瓜基地”，组员将毛泽东称作“教员”，并不时引用他的语录，“教员”甚至成为粉红女权最爱引用的理论家。知乎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读起了毛选”，里面有答主给出某出版社的统计数据，毛选的销量在2015年开始稳步增长，在开始谈论“内卷”的这一两年，销量更是增长了一倍之多。在电商平台，毛选成了热销商品。二次元的孩子都会用毛选的话来玩梗。

如果说毛泽东重新火起来有一定的偶然性，那么斯大林在中国年轻人中地位的上升则能够说明一些问题。账号“今日俄罗斯RT”发了一条微博，提到印度一名叫“斯大林”的政客，并将斯大林和希特勒并称为“独裁者”，遭到年轻人的群嘲和抨击。有的人可能认为，毛泽东和斯大林之所以被推崇，与年轻人思想左转没有关系，只是因为他们使国家变得强大，然而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国力并不逊色，年轻人却对该账号将斯大林和希特勒并举感到十分不满。这其中不能说与思想的左右没有一点关系。

快速发展带来的“内卷化”，同样也推动了民粹派国家主义的暴走。

这两个战场看起来是独立的，实则是相通的。除了时代的塑造、政治风向的转变、建制派国家主义的“养蛊”，因为快速发展带来的“内卷化”，同样也推动了民粹派国家主义的暴走。前面说到建制派国家主义者和民粹派国家主义者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那就是前者的政治认知成型于改开年代，后者的政治认知成型于新时代，这大概率也意味着，前者分享到的时代红利要远多于后者。在民粹派国家主义者看来，像胡锡进这样的建制派国家主义者是既得利益者，占据着显赫的社会地位和优质的社会资源，但他们立场不坚定，工作不扎实，德不配位，必须被打倒。

我在这篇文章里解释的是，作为整体的民粹派国家主义崛起的原因，而不是个体的国家主义者更倾向于建制派还是民粹派的原因。这场纷争起初被标志被“胡沈之争”，在我看来完全是搞错了方向。沈逸发那个微博只是一时意气，虽然这次民粹派国家主义者站在他那一边，但他本质上和胡锡进任意一样，都属于建制派国家主义者。在他后面起来的子午侠士、上帝之鹰、孤烟暮蝉等人，才是民粹派国家主义的煽动者。

这场纷争起初被标志被“胡沈之争”，在我看来完全是搞错了方向。沈逸本质上和胡锡进任意一样，都属于建制派国家主义者。在他后面起来的子午侠士、上帝之鹰、孤烟暮蝉等人，才是民粹派国家主义的煽动者。

据说子午侠士是一位因贪污被解职的前警务人员，而孤烟暮蝉是惠东县总工会女工部部长，两人属于体制内的基层人员，或在体制内失意的人士。有人总结过他们所用的伎俩：他们平时热衷发布一些仇外的信息，涉及欧美、日韩、港台，以吸引爱国民粹的关注，等兵马弹药充足，就挑一些“公知”下手。他们的关注者特别擅长挖坟，会将这个“公知”所有公开的社会平台账号扒个底朝天，以欲加之罪的方式找ta“恨国”的证据，如果这个“公知”有墙外的账号，那基本上已经难逃劫难。

这几年，被孤烟暮蝉及其关注者网暴到退出微博的人不计其数，连在b站上红极一时的北大法学教授罗翔都扛不住黯然离去。而子午侠士最近接连发动了几场相当成功的法西斯圣战。女权主义者、LGBT、建制派的国家主义者，都在他的打击范围，他的支持者，覆盖厌女、恐同、民粹，和太平洋对岸的川粉高度类似，用他们最爱的“教员”的话来说，真的是“环球同此凉热”，只是世界已经不再太平。

政权合法性的新框架

在我看来，如今崛起的这些民粹派国家主义者对现政权构成的挑战在于，他们所施加的压力，不仅与绩效合法性相关，也与意识形态合法性有关，而且是两种绩效与两种意识形态。

赵鼎新在上面提到的同一篇文章中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在于国家权力的自主性，以及社会力量对这一自主性的大力约束。所以中国的这种自主性，是“有限的自主性”，对政体的发展来说是健康的。改开以来，中国从意识形态合法性转变成绩效合法性，所以这种对自主性的约束，并非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民主选举、精英制衡、程序决策和新闻监督，而主要来自绩效的压力。

他有提到“民粹”的危险，但只想到那种有民生诉求的民粹，或者左翼的民粹，但没有想到那种左右合流的民粹，或带有民族主义的民粹。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说道，在改开以来的中国，民族主义与威权主义不太兼容，所以中国政府要抑制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的过分表达。

但我以为，他这个论述缺乏说服力。在某个意义上，中国的国家主义就是民族主义加威权主义，这个从建制派国家主义者和民粹派国家主义者的共同点就可以看出来。更重要的是，这一个框架用于解释当今中国的合法性结构，似乎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任意说，中国体制的优势在于可以奉行长期主义，不用顾及一时的民粹压力，这话也恐怕过于制度自信。

在我看来，如今崛起的这些民粹派国家主义者对现政权构成的挑战在于，他们所施加的压力，不仅与绩效合法性相关，也与意识形态合法性有关，而且是两种绩效与两种意识形态。

毛泽东思想，是前三十年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主要来源，而在他们的键盘中越来越失控的民族主义诉求，实则是当下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构成部分。与此同时，这两种意识形态也各自对应着绩效上的要求，即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以及维护国家民族利益。

现在在年轻人中开始流行的毛泽东思想，是前三十年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主要来源，而在他们的键盘中越来越失控的民族主义诉求，实则是当下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构成部分。与此同时，这两种意识形态也各自对应着绩效上的要求，即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以及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三四年前中国曾经出现一批毛左青年，在佳士运动后基本销声匿迹。这一批人当时给政权带来的仅仅是一重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压力（因为他们大多是基于理想主义去行动，并非为了个人诉求），已经让当局心有余悸，如今的民粹派国家主义者带来的是四重的合法性压力，其挑战可想而知。

在《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及行动》中，丸山真男写道：“来自下面的法西斯的动向——即激进的法西斯运动的每一次痉挛般的发作反倒成为一种契机，更加促进了来自上层的法西斯化。”（注3）这才是实打实的对中国“制度优势”的测验。

就在此文写作的这两天，网络民粹依然揪着胡锡进猛揍，《环球时报》的田里被挖出越来越多瓜，而胡锡进的微博，一会儿说要准备好对澳大利亚进行远程打击，一会儿说“让美国自我沦落为闭关锁国吧。让他们去搞极端内斗和内卷吧”。不管这些只是作秀求和还是代表他的真实立场，民粹派国家主义只会被这样的表态刺激得更加疯狂，如此陷入恶性循环，建制派国家主义终将自食其果。

注解：

注1：丸山真男，《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商务印书馆，2018年，p.314-315

注2：赵鼎新，《合法性的政治》，台大出版中心，2017年，p. 121

注3:《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p. 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