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愛國者的立法會選舉：中國式民主樣板戲，在香港如何展演

香港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在12月19日進行投票，亦是北京當局在港推行以「愛國者治港」為主調的新選舉制度的首次運作。從10月接受報名開始，本次選舉的社會關注度就偏低，早期輿論關注的主要有三部份：第一，民主派內政黨，尤其是民主派大黨民主黨，會否出選及通過新選制的資格審查；第二，是次選舉投票率高低及其所顯示政治訊息；第三，選舉結果對明年三月底特首選舉有何影響？

民主黨隨後表示不阻止黨員自主參選，但最終也無黨員獨立出選。《人民日報》藉此砲轟民主黨主席「極其獨裁、不積極參與選舉」，言語中有要藉此「清理門戶」重新洗牌之意。北京對民主黨的要求是逼人扮演忠誠、不演就刀剮三千，不在話下。隨後選舉投票率和結果所反映的問題則更為香港市民所關注。

北京也放出「五光十色論」，聲稱只要是愛國者，任何光譜都歡迎。在選舉論述的包裝之外，現實中同步進行的是對在囚反對派們的「永不保釋」，而任何「呼籲和煽動不投票、投白票」的人，也被港府積極檢控。

在此，投票率能否達到30%，成為一大看點，因為根據以往的數字，香港有至少四成的建制派選民，若建制派動員做得好，這次「中國式民主選舉」理應得到大眾的熱烈擁簇。為此，香港政府首次積極下場催票、祭出投票日巴士免費政策、甚至有11個票站「因故延遲關閉時間」；北京也放出「五光十色論」，聲稱只要是愛國者，任何光譜都歡迎。在選舉論述的包裝之外，現實中同步進行的是對在囚反對派們的「永不保釋」，而任何「呼籲和煽動不投票、投白票」的人，也被港府積極檢控。

香港市民在投票日多多利用了政策優惠，出遊郊野、遊樂園，也積極參與投票如為流行樂打榜等。截止當晚九點半，立法會選舉的投票率仍在29.28%關口，終結版數據則遲遲未有釋出，至凌晨才更新至30.2%。

新選制首次登場即面臨低投票率，「五光十色」論無人響應⋯⋯這使得北京從後運動的絕對強勢地位，走到一個難看且自相矛盾的局面。

投票率低迷的早期管理

是次「完善選舉制度」的制度設計，全面改造反對派參選的門檻。候選人「入閘」，需經新設立的特首名下的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出閘」，需爭取絕大部分成員為建制派的選舉委員會提名；當選後，政府亦隨時可以取消議員資格並追討薪津。

自十一月開始，多個建制中人就在降低投票預期：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前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表示，新選舉制度以維護國家安全、扭轉政治局面為首要目標，將投票率估計至低於3成。

按以往立法會選舉各陣營得票率統計，不論投票率高低，民主派全體得票率長期保持於55%-60%，而建制派則為40%-45%。因此劉的說法等於間接承認，新選制的投票率或低於2000年立法會選舉43.6%，成為回歸後歷次立法會選舉最低。事實也是如此，更不要說和如今正被政治清算中的2019年區議會選舉、投票率超過70%的距離。這與建制派在今年4月時宣稱新選舉制度「廣受民意支持」的情況存在巨大落差。

可見的選舉工程比之往年有如氣若游絲，市面上的選舉氛圍比較平淡。北京想要的忠誠反對派無法生造，要求建制派以選舉工程提高投票率也屬強人所難。

從選前的選舉工程角度看，由於新選制下從地區產生的直選議席由35席大幅減少至20席，加上建制派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大敗後地區樁腳大幅減少，因此原本的動員能力與選舉資源就已大大降低。加上缺乏議題及資源提高選舉氣氛，可見的選舉工程比之往年有如氣若游絲，市面上的選舉氛圍比較平淡。

於是，建制派做選舉工程，就只能主守候選人票倉，於地區著力，確保充分動員基本盤。而若如北京設想要有高投票率，就意味著民主派選民也要將出動投票，但他們勢必投票給中間派等非建制派候選人，會更減低建制派在新選制下兩席全取的機會，與建制派候選人以低調、保本為主的選舉策略存在利益矛盾。

因此從形勢上，北京想要的忠誠反對派無法生造，要求建制派以選舉工程提高投票率也屬強人所難。

港府親自上陣催選

所以，由11月開始，建制陣營中人已不停試圖從輿論介入選舉形勢。一方面由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等人發文呼籲民主黨參選，其後又呼籲民主黨向成功入閘的非建制派助選，並指不參選行為屬於杯葛甚至軟對抗手段，亦對呼籲不投票與投白票人士及外媒作出司法跟進。另一面則進行輿論工作，最明顯的是夏寶龍於12月6日呼籲選民投票，聲言「大家投下的不僅僅是個人的選票，更是對『一國兩制』的堅定信心」；同一番講話更提到是次選舉不單不搞「清一色」，更是「五光十色」，明顯有意減低陣營對立感覺。

一直扮演中間人角色的大陸學者田飛龍，提出「混合計算投票率的新方法」，聲稱如果投票率低迷，是新選制宣傳和反對派攬炒的雙方責任；特首林鄭月娥也在12月3日接受官媒《環球時報》訪問時未及跟上北京隊型，稱投票率受很多因素影響，高低不代表甚麼，更揚言「有一種說法是政府工作做得好、公信力高時，投票率反而會降低。」引來民主派選民一陣網絡惡攪，取笑她在反動員。

建制陣營內部與政府為推高投票率的連番舉措，展現了一個從對投票率高低態度不置可否、到選前一星期相當積極的路線變化，亦令民主派選民感覺到北京當局似對投票率相當在意。

兩邊開花的局面難有預期，林鄭政府隨後親自催票。幾日內不單由廉政公署等執法機關對公開呼籲杯葛選舉的行為進行執法，更宣佈在投票日安排全港免費搭車，包括港鐵、專營巴士及電車，以配合市民當日投票。而在一般宣傳工作外，政府特別印製一本43頁小冊子，以出入屋郵遞方式寄予全港300萬名市民，前言也是由林鄭月娥撰寫。另外，一眾問責局長亦罕有地直接致函相關界別選民，並親身上陣參與選舉宣傳工作。

不過，建制陣營內部與政府為推高投票率的連番舉措，展現了一個從對投票率高低態度不置可否、到選前一星期相當積極的路線變化，亦令民主派選民感覺到北京當局似對投票率相當在意。

對反對派：新選制欲轉換香港政治議程與生態

今次推行新選制，有一個特點就是北京並未有沿用確認書及資格審查，來對民主派陣營作出全面封殺，反而是嘗試提出一個以配合政府行政主導、與港獨自決割蓆、支持一國兩制同時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議政路線，來「優化」成為忠誠反對派的條件。即北京陣營在媒體上游說民主派參選時所稱，讓民主派中人延續政治生命的「活路」。

不過，這類忠誠反對派本非新事物，若要與不同時期泛民主派作出類比，最近似的應是回歸前後以溝通路線（「又傾又砌」派）為主流所組成的民主派。這些主張溝通路線的民主派領袖，日後陸續成為黨內矛盾主角，而且選舉成績未見突出，繼而被民主派政黨淘汰出領導層或主動退出民主派，只是後來他們大多替自己換上中間路線或溫和民主派的稱號。

當中代表人物有前民主黨副主席張炳良及狄志遠，前公民黨創黨成員湯家驊及前民協主席馮檢基等人，過往民望很低，卻仍受北京所用，亦可見北京認為可取的不是其民意基礎而是其路線。

北京並未有沿用確認書及資格審查，來對民主派陣營作出全面封殺，反而是嘗試提出一個以配合政府行政主導、與港獨自決割蓆、支持一國兩制同時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議政路線，來「優化」成為忠誠反對派的條件。

張炳良在十一月撰文論及反對派在新選制參政空間時，內容罕有提及北京所屬意的民主派路線的具體內容，並指明激進派主導民主派及後來的佔中運動，是民主派與北京互信破裂主因；北京固然不接受港獨自決，但事實上連連主張議會抗爭的激進派都不會接受。北京的主要目的，是透過改變參選機會來規訓民主派參政者的政治路線與政治議程。

這種操作結果會有兩種可能：一，民主運動日後即使再次起動，亦會因而自我約束，重回溝通路線，及以《基本法》與「831決定」作為談判基礎，將民主運動不確定性大大減低，成為北京樂見的「乖乖牌」民主運動；二，香港人認為民主發展進程無望，不再認同民主派領導角色，以至不再以選舉為參與民主運動的方式，加深對選舉的冷淡情緒。

至於民主派內部，參選機會始終與個人利益尤關，因此在提名期開始前，「民協」已主動修訂黨章為黨員參選鋪路，其後亦批准會員以個人身分支持已退黨成員馮檢基參選；而另一方面，在民主黨黨內主張參選的成員李華明、副主席梁翊婷及中委蘇逸恒，分別因擅自向參選人站台及簽署支持同意書而面臨黨內紀律聆訊，蘇亦辭去所有黨務。

參選機會到底會否加深民主派各黨分裂壓力，尚待觀察，不過忠誠反對派當選會促成民主派內部分裂，幾乎也成必然。

對建制派：新選制亦存在改造意圖

田飛龍在解釋新選制改革目標時，就指明要針對建制陣容內的兩面愛國者。他認為存在一種建制派，「同時拿國家和西方利益，卻不願在政治鬥爭關鍵時刻挺身而出」，在政治路線上不符愛國者原則，亦未有積極履行管治責任、回應民生問題，加劇香港社會運動走向更激烈方向。

田飛龍雖未有指明是誰，不過相當容易令人聯想到建制派的兩種勢力，他們都既無地區工作基礎，民生議題議政表現亦未見突出，卻熱衷於政治議題——第一種是處於中間路線保守陣營的曾俊華、田北俊，及部份曾公開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建制派，例如田北辰及前地產界功能界別議員石禮謙等人。

這批中間路線保守陣營雖未被北京直接淘汰，不過其參選機會有明顯下降，尤其是田北俊近年先後積極介入特首選舉及立法會選舉，組織中間路線人馬以「希望聯盟」連線參選；在民主派以35+組合出選時，「希望聯盟」亦謀求扮演關鍵少數角色，情況絕非北京所樂見。

這個改動或暗示了，北京試圖將香港政治議程由以往的圍繞政制發展，轉移到以國家安全及民生工作、以解決深層次矛盾為目標，令建制派內部有空間調整其組成上去。

另一邊，是近年新興在網上輿論甚為活躍、主張與民主派直接交鋒的激進建制派，其領軍人物何君堯是次放棄參與可跟非建制派交戰的地區選舉，退而轉戰選委界別，曾派員參與2016年立選的香港政研會更成為這次唯一一個未能取得足夠選委提名的政團。

這個改動或暗示了，北京試圖將香港政治議程由以往的圍繞政制發展，轉移到以國家安全及民生工作、以解決深層次矛盾為目標，令建制派內部有空間調整其組成上去。因此在政綱上注重地區與民生工作、力主改善行政立法關係者，成為新選制下的主力參與者。

而這些重大政制改動，意味著香港近年最核心的政治爭議，如政制發展與《基本法》，不再能夠成為首要政治議程；而被替換上的「新界北都會計劃」等民生議程，吸引力則相差甚遠。

但無論如何，新選制對香港政治環境下了相當重招進行「去政治化」工作——既無需公民提名，又缺乏民主派領袖參與，亦無就政制發展有具體方案，加上新選制在地區選舉實行雙議席單票制，與以往鼓勵競爭的比例代表制相差甚遠，令小政黨難以參與，即便是建制派內部，也以倚靠大黨及名人更佔優勢。

以港漂為主體的「香港新方向」：小黨的「協商」角色

選舉還有另一重點，是港漂逐漸走上香港政壇。具公職經驗的研究主管洪雯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選委會，亦有以四十歲以下新香港人為基礎組建的新政團「香港新方向」的出現。新方向派出工程師張欣宇參與新界北地區選舉，得到政界重量級人士、港交所前行政總裁李小加、港鐵行政總裁金澤培、長實執行董事趙國雄等的提名，與傳統建制派民建聯及鄉事派候選人硬碰而備受矚目。

從選舉工程角度看，雖然張形象上與近年新興中間路線及政治素人較為相近，極力與建制陣營劃清界線，已體現出新力量的切割；只是張傾向針對深層次矛盾政綱，予人緊跟「愛國者原則」的保守印象，始終未能成功與建制陣營界分。

「香港新方向」影響政策的可能性是，從「協商民主」的格局中影響政府決策；而若「新方向」未能擴充議席與提高民意認受，被大黨淘汰或吞併只是時間問題。

而即便「香港新方向」的候選人能成功當選，預期他們能在立法會內的發揮空間仍相當有限。若他們要從議會層面主推動議題討論，需要透過議會外媒體報導及各關注議題團體借力，但「新方向」明顯未有充足準備，甚至較一般智庫組織而言也無更多優勢。另外，未來立法會內選委議席比地區議席人數更多，小黨與民建聯、工聯會等建制大黨相較之下實力差距太大，難有影響力，且情況短期內也不會改變。

就此觀之，「香港新方向」影響政策的可能性是，從「協商民主」的格局中影響政府決策；而若「新方向」未能擴充議席與提高民意認受，被大黨淘汰或吞併只是時間問題。

選委：國家隊與香港隊未來的拉鋸

這次選舉日同日亦是四十席選委立會議席的投票日，兩個選舉結果將決定1500個選委席位的最終分佈，對明年三月底特首選舉形勢有一定啟示作用。

新增的國家隊選委，即整個第五界別，包括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再加上「內地港人團體的代表」，「同鄉社團」與「基層社團」，合共已有300 + 27 + 60 + 60 = 447席的選委席位，保守估計由北京直接操控票數將近三分一。

全體建制派政黨與國家隊選委之間，能否具有一定的議價能力，將成為日後「國家隊」與「香港隊」拉鋸的重要指標。而這種拉鋸的首次試煉場，就會是明年的特首選舉。

手執另一關鍵少數的建制派大黨民建聯與工聯會，兩黨目前固有的選委席數為150 + 76=226席，兩個選舉結果成績將影響兩黨之後的布局。如此，在新政局下，全體建制派政黨與國家隊選委之間，能否具有一定的議價能力，將成為日後「國家隊」與「香港隊」拉鋸的重要指標。

愛國者治港之後的「民主」模樣

北京時隔八年將再發對港《白皮書》，政界人士談及可能觸及雙普選議題。

而這種拉鋸的首次試煉場，就會是明年的特首選舉；而新上任立法會，與只剩餘短暫任期林鄭政府，將如何磨合，又將如何成為特首選舉前哨戰擂台，亦有少量觀察價值。如今尚未有明確人物出來「跑馬」，端看中國式民主在香港，對新領導人有怎樣的期待。最新消息指，北京時隔八年將再發對港《白皮書》，政界人士談及可能觸及雙普選議題——「全面實現愛國者治港之後，香港民主的道路會越走越順，雙普選目標會更早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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