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爱国者的立法会选举：中国式民主样板戏，在香港如何展演

香港新一届立法会选举，在12月19日进行投票，亦是北京当局在港推行以“爱国者治港”为主调的新选举制度的首次运作。从10月接受报名开始，本次选举的社会关注度就偏低，早期舆论关注的主要有三部份：第一，民主派内政党，尤其是民主派大党民主党，会否出选及通过新选制的资格审查；第二，是次选举投票率高低及其所显示政治信息；第三，选举结果对明年三月底特首选举有何影响？

民主党随后表示不阻止党员自主参选，但最终也无党员独立出选。《人民日报》借此砲轰民主党主席“极其独裁、不积极参与选举”，言语中有要借此“清理门户”重新洗牌之意。北京对民主党的要求是逼人扮演忠诚、不演就刀剐三千，不在话下。随后选举投票率和结果所反映的问题则更为香港市民所关注。

北京也放出“五光十色论”，声称只要是爱国者，任何光谱都欢迎。在选举论述的包装之外，现实中同步进行的是对在囚反对派们的“永不保释”，而任何“呼吁和煽动不投票、投白票”的人，也被港府积极检控。

在此，投票率能否达到30%，成为一大看点，因为根据以往的数字，香港有至少四成的建制派选民，若建制派动员做得好，这次“中国式民主选举”理应得到大众的热烈拥簇。为此，香港政府首次积极下场催票、祭出投票日巴士免费政策、甚至有11个票站“因故延迟关闭时间”；北京也放出“五光十色论”，声称只要是爱国者，任何光谱都欢迎。在选举论述的包装之外，现实中同步进行的是对在囚反对派们的“永不保释”，而任何“呼吁和煽动不投票、投白票”的人，也被港府积极检控。

香港市民在投票日多多利用了政策优惠，出游郊野、游乐园，也积极参与投票如为流行乐打榜等。截止当晚九点半，立法会选举的投票率仍在29.28%关口，终结版数据则迟迟未有释出，至凌晨才更新至30.2%。

新选制首次登场即面临低投票率，“五光十色”论无人响应⋯⋯这使得北京从后运动的绝对强势地位，走到一个难看且自相矛盾的局面。

投票率低迷的早期管理

是次“完善选举制度”的制度设计，全面改造反对派参选的门槛。候选人“入闸”，需经新设立的特首名下的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出闸”，需争取绝大部分成员为建制派的选举委员会提名；当选后，政府亦随时可以取消议员资格并追讨薪津。

自十一月开始，多个建制中人就在降低投票预期：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前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表示，新选举制度以维护国家安全、扭转政治局面为首要目标，将投票率估计至低于3成。

按以往立法会选举各阵营得票率统计，不论投票率高低，民主派全体得票率长期保持于55%-60%，而建制派则为40%-45%。因此刘的说法等于间接承认，新选制的投票率或低于2000年立法会选举43.6%，成为回归后历次立法会选举最低。事实也是如此，更不要说和如今正被政治清算中的2019年区议会选举、投票率超过70%的距离。这与建制派在今年4月时宣称新选举制度“广受民意支持”的情况存在巨大落差。

可见的选举工程比之往年有如气若游丝，市面上的选举氛围比较平淡。北京想要的忠诚反对派无法生造，要求建制派以选举工程提高投票率也属强人所难。

从选前的选举工程角度看，由于新选制下从地区产生的直选议席由35席大幅减少至20席，加上建制派在2019年区议会选举大败后地区桩脚大幅减少，因此原本的动员能力与选举资源就已大大降低。加上缺乏议题及资源提高选举气氛，可见的选举工程比之往年有如气若游丝，市面上的选举氛围比较平淡。

于是，建制派做选举工程，就只能主守候选人票仓，于地区著力，确保充分动员基本盘。而若如北京设想要有高投票率，就意味著民主派选民也要将出动投票，但他们势必投票给中间派等非建制派候选人，会更减低建制派在新选制下两席全取的机会，与建制派候选人以低调、保本为主的选举策略存在利益矛盾。

因此从形势上，北京想要的忠诚反对派无法生造，要求建制派以选举工程提高投票率也属强人所难。

港府亲自上阵催选

所以，由11月开始，建制阵营中人已不停试图从舆论介入选举形势。一方面由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等人发文呼吁民主党参选，其后又呼吁民主党向成功入闸的非建制派助选，并指不参选行为属于杯葛甚至软对抗手段，亦对呼吁不投票与投白票人士及外媒作出司法跟进。另一面则进行舆论工作，最明显的是夏宝龙于12月6日呼吁选民投票，声言“大家投下的不仅仅是个人的选票，更是对‘一国两制’的坚定信心”；同一番讲话更提到是次选举不单不搞“清一色”，更是“五光十色”，明显有意减低阵营对立感觉。

一直扮演中间人角色的大陆学者田飞龙，提出“混合计算投票率的新方法”，声称如果投票率低迷，是新选制宣传和反对派揽炒的双方责任；特首林郑月娥也在12月3日接受官媒《环球时报》访问时未及跟上北京队型，称投票率受很多因素影响，高低不代表甚么，更扬言“有一种说法是政府工作做得好、公信力高时，投票率反而会降低。”引来民主派选民一阵网络恶搅，取笑她在反动员。

建制阵营内部与政府为推高投票率的连番举措，展现了一个从对投票率高低态度不置可否、到选前一星期相当积极的路线变化，亦令民主派选民感觉到北京当局似对投票率相当在意。

两边开花的局面难有预期，林郑政府随后亲自催票。几日内不单由廉政公署等执法机关对公开呼吁杯葛选举的行为进行执法，更宣布在投票日安排全港免费搭车，包括港铁、专营巴士及电车，以配合市民当日投票。而在一般宣传工作外，政府特别印制一本43页小册子，以出入屋邮递方式寄予全港300万名市民，前言也是由林郑月娥撰写。另外，一众问责局长亦罕有地直接致函相关界别选民，并亲身上阵参与选举宣传工作。

不过，建制阵营内部与政府为推高投票率的连番举措，展现了一个从对投票率高低态度不置可否、到选前一星期相当积极的路线变化，亦令民主派选民感觉到北京当局似对投票率相当在意。

对反对派：新选制欲转换香港政治议程与生态

今次推行新选制，有一个特点就是北京并未有沿用确认书及资格审查，来对民主派阵营作出全面封杀，反而是尝试提出一个以配合政府行政主导、与港独自决割席、支持一国两制同时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议政路线，来“优化”成为忠诚反对派的条件。即北京阵营在媒体上游说民主派参选时所称，让民主派中人延续政治生命的“活路”。

不过，这类忠诚反对派本非新事物，若要与不同时期泛民主派作出类比，最近似的应是回归前后以沟通路线（“又倾又砌”派）为主流所组成的民主派。这些主张沟通路线的民主派领袖，日后陆续成为党内矛盾主角，而且选举成绩未见突出，继而被民主派政党淘汰出领导层或主动退出民主派，只是后来他们大多替自己换上中间路线或温和民主派的称号。

当中代表人物有前民主党副主席张炳良及狄志远，前公民党创党成员汤家骅及前民协主席冯检基等人，过往民望很低，却仍受北京所用，亦可见北京认为可取的不是其民意基础而是其路线。

北京并未有沿用确认书及资格审查，来对民主派阵营作出全面封杀，反而是尝试提出一个以配合政府行政主导、与港独自决割席、支持一国两制同时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议政路线，来“优化”成为忠诚反对派的条件。

张炳良在十一月撰文论及反对派在新选制参政空间时，内容罕有提及北京所属意的民主派路线的具体内容，并指明激进派主导民主派及后来的占中运动，是民主派与北京互信破裂主因；北京固然不接受港独自决，但事实上连连主张议会抗争的激进派都不会接受。北京的主要目的，是透过改变参选机会来规训民主派参政者的政治路线与政治议程。

这种操作结果会有两种可能：一，民主运动日后即使再次起动，亦会因而自我约束，重回沟通路线，及以《基本法》与“831决定”作为谈判基础，将民主运动不确定性大大减低，成为北京乐见的“乖乖牌”民主运动；二，香港人认为民主发展进程无望，不再认同民主派领导角色，以至不再以选举为参与民主运动的方式，加深对选举的冷淡情绪。

至于民主派内部，参选机会始终与个人利益尤关，因此在提名期开始前，“民协”已主动修订党章为党员参选铺路，其后亦批准会员以个人身分支持已退党成员冯检基参选；而另一方面，在民主党党内主张参选的成员李华明、副主席梁翊婷及中委苏逸恒，分别因擅自向参选人站台及签署支持同意书而面临党内纪律聆讯，苏亦辞去所有党务。

参选机会到底会否加深民主派各党分裂压力，尚待观察，不过忠诚反对派当选会促成民主派内部分裂，几乎也成必然。

对建制派：新选制亦存在改造意图

田飞龙在解释新选制改革目标时，就指明要针对建制阵容内的两面爱国者。他认为存在一种建制派，“同时拿国家和西方利益，却不愿在政治斗争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在政治路线上不符爱国者原则，亦未有积极履行管治责任、回应民生问题，加剧香港社会运动走向更激烈方向。

田飞龙虽未有指明是谁，不过相当容易令人联想到建制派的两种势力，他们都既无地区工作基础，民生议题议政表现亦未见突出，却热衷于政治议题——第一种是处于中间路线保守阵营的曾俊华、田北俊，及部份曾公开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建制派，例如田北辰及前地产界功能界别议员石礼谦等人。

这批中间路线保守阵营虽未被北京直接淘汰，不过其参选机会有明显下降，尤其是田北俊近年先后积极介入特首选举及立法会选举，组织中间路线人马以“希望联盟”连线参选；在民主派以35+组合出选时，“希望联盟”亦谋求扮演关键少数角色，情况绝非北京所乐见。

这个改动或暗示了，北京试图将香港政治议程由以往的围绕政制发展，转移到以国家安全及民生工作、以解决深层次矛盾为目标，令建制派内部有空间调整其组成上去。

另一边，是近年新兴在网上舆论甚为活跃、主张与民主派直接交锋的激进建制派，其领军人物何君尧是次放弃参与可跟非建制派交战的地区选举，退而转战选委界别，曾派员参与2016年立选的香港政研会更成为这次唯一一个未能取得足够选委提名的政团。

这个改动或暗示了，北京试图将香港政治议程由以往的围绕政制发展，转移到以国家安全及民生工作、以解决深层次矛盾为目标，令建制派内部有空间调整其组成上去。因此在政纲上注重地区与民生工作、力主改善行政立法关系者，成为新选制下的主力参与者。

而这些重大政制改动，意味著香港近年最核心的政治争议，如政制发展与《基本法》，不再能够成为首要政治议程；而被替换上的“新界北都会计划”等民生议程，吸引力则相差甚远。

但无论如何，新选制对香港政治环境下了相当重招进行“去政治化”工作——既无需公民提名，又缺乏民主派领袖参与，亦无就政制发展有具体方案，加上新选制在地区选举实行双议席单票制，与以往鼓励竞争的比例代表制相差甚远，令小政党难以参与，即便是建制派内部，也以倚靠大党及名人更占优势。

以港漂为主体的“香港新方向”：小党的“协商”角色

选举还有另一重点，是以四十岁以下新香港人为组织基础的新政团“香港新方向”的出现。该团体派出工程师张欣宇参与新界北地区选举，得到政界重量级人士、港交所前行政总裁李小加、港铁行政总裁金泽培、长实执行董事赵国雄等的提名，与传统建制派民建联及乡事派候选人硬碰而备受瞩目。

从选举工程角度看，虽然张形象上与近年新兴中间路线及政治素人较为相近，极力与建制阵营划清界线，已体现出新力量的切割；只是张倾向针对深层次矛盾政纲，予人紧跟“爱国者原则”的保守印象，始终未能成功与建制阵营界分。

“香港新方向”影响政策的可能性是，从“协商民主”的格局中影响政府决策；而若“新方向”未能扩充议席与提高民意认受，被大党淘汰或吞并只是时间问题。

而即便“香港新方向”的候选人能成功当选，预期他们能在立法会内的发挥空间仍相当有限。若他们要从议会层面主推动议题讨论，需要透过议会外媒体报导及各关注议题团体借力，但“新方向”明显未有充足准备，甚至较一般智库组织而言也无更多优势。另外，未来立法会内选委议席比地区议席人数更多，小党与民建联、工联会等建制大党相较之下实力差距太大，难有影响力，且情况短期内也不会改变。

就此观之，“香港新方向”影响政策的可能性是，从“协商民主”的格局中影响政府决策；而若“新方向”未能扩充议席与提高民意认受，被大党淘汰或吞并只是时间问题。

选委：国家队与香港队未来的拉锯

这次选举日同日亦是四十席选委立会议席的投票日，两个选举结果将决定1500个选委席位的最终分布，对明年三月底特首选举形势有一定启示作用。

新增的国家队选委，即整个第五界别，包括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再加上“内地港人团体的代表”，“同乡社团”与“基层社团”，合共已有300 + 27 + 60 + 60 = 447席的选委席位，保守估计由北京直接操控票数将近三分一。

全体建制派政党与国家队选委之间，能否具有一定的议价能力，将成为日后“国家队”与“香港队”拉锯的重要指标。而这种拉锯的首次试炼场，就会是明年的特首选举。

手执另一关键少数的建制派大党民建联与工联会，两党目前固有的选委席数为150 + 76=226席，两个选举结果成绩将影响两党之后的布局。如此，在新政局下，全体建制派政党与国家队选委之间，能否具有一定的议价能力，将成为日后“国家队”与“香港队”拉锯的重要指标。

爱国者治港之后的“民主”模样

北京时隔八年将再发对港《白皮书》，政界人士谈及可能触及双普选议题。

而这种拉锯的首次试炼场，就会是明年的特首选举；而新上任立法会，与只剩余短暂任期林郑政府，将如何磨合，又将如何成为特首选举前哨战擂台，亦有少量观察价值。如今尚未有明确人物出来“跑马”，端看中国式民主在香港，对新领导人有怎样的期待。最新消息指，北京时隔八年将再发对港《白皮书》，政界人士谈及可能触及双普选议题——“全面实现爱国者治港之后，香港民主的道路会越走越顺，双普选目标会更早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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