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西安封城：防疫中被誇大的人，和防疫中被無視的人

西安封城引發的輿論爭議還在繼續發酵。

先是資深媒體人江雪的一篇長文《長安十日》將西安封城中的各種困境放到輿論場聚光燈下。接着，西安12月底開始「硬封城」後，因政策極其嚴苛而出現的孕婦流產和急病病人死亡事件也開始得到媒體報導。在微博和微信自媒體上掀起了一股批判西安防疫和城市管理的浪潮——保障居民供應的人員用人手傳菜、健康碼不斷宕機無法流暢使用、防疫「志願者」毆打居民、混亂的核酸檢測、不分青白的集中轉運隔離……

同時，西安宣傳部門仍在努力為城市管理辯護和搖旗吶喊：將大量有接觸風險的居民集中隔離在條件可能不好的地方，從而讓其他區域「社會清零」的新手段，被當作重大成就予以宣傳；在微信寫文章大罵西安的北京公務員被通報撤職……儘管官方撤換了西安雁塔區和大數據管理局的的官員，又懲罰了引發「責任事故」導致孕婦流產的醫院管理人員。但顯然，相比網民們洶湧澎湃的批評，「組織」其實對西安官員是頗為袒護的了。先前疫情中被問責的廣州、南京等地官員，看到如今情形，不知道會作何感想。

相比做得一團糟的西安政府，西安人更為不幸，他們受到的網絡抨擊可能還要更多點。「西北不行」，或者「這城市不行」或者乾脆「西安人素質不行」的聲音此起彼伏。對這座城市虛假的「新一線」地位的嘲諷也比比皆是。但公允地說，拿西安和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些「一線城市」相比，恐怕確實是要求過高了。而西安防疫中出現的許多現實悲劇和荒誕，卻並非西安一地和西安人可以承受。

只是，西安的疫情提醒着人們，現時的「清零」式防疫，已經出現了許多不得不面對和處理的漏洞了。

兩個西安

連日來，網絡上的西安個體居民的不幸故事，已經在社交平台上廣為流傳。

最新在新聞上出現的，是一位居住在城中村的外來務工者李先生。這名男子在2021年12月31號心臟病發，多次撥打急救電話無果，打通之後又因沒有核酸報告無法入院，輾轉多家醫院後因搶救無效死亡。此前一位在微博上哭訴因防疫而失去父親的女士的故事也是類似，她的父親心絞痛病發，醫院卻要等到出具核酸檢測報告才予以救治，最終父親也沒有搶救過來。

更不用說被全網關注，以至於前《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都要下場引導輿論的孕婦流產事件。西安市目前仍在為這起引發公憤的事件收拾後續。6日下午，西安衞健委主任還親自代表衞生系統對孕婦及家人鞠躬道歉。但也有網友不無諷刺地批評說，拒絕接收孕婦的醫院沒有被處理，而允許孕婦坐着的等待的那家卻撤換領導，成了最大的「替罪羊」。

在此之前，更被廣泛關注的是西安各地蔬菜供應不暢，居民「沒菜吃」的局面。一些截圖中，居民申訴被迫購買貴价蔬菜。而在一些爆發了疫情的小區，居民除了沒有蔬菜供應，還被強制要求集中隔離，並且據一些居民稱，隔離過程中使用大巴、防護設備和配套都沒有跟上，甚至出現了這樣的情況：老人沒處上廁所，只能自己在車上解決。

但也有許多人為西安辯護，說自己的生活並未受到影響，種種批評誇大其詞。這些言論其實不乏「真實」，因為這個一千多萬人口的城市已經在封城中「摺疊」了起來。詢問了一些家中有人在西安的朋友，一些人表示其親屬所在的小區物資供應順利，沒有出現困難的情況。而在微博上，西安不同區的網民也抱怨為何有些區域得到了足夠的供給而有些區域則一團亂麻。

這背後其實是西安城市發展的某種縮影。許多被集中隔離的小區都位於城市的新區。這些新建設的區域無論是社會服務還是街坊鄰里的熟識都遠遠不如老城區。而在那些政府機關住宅區、國有企業的大院，物資供應看似就要正常得多。而更少被媒體報導覆蓋的是，在西安的許多城中村中的打工人群，和城市小區中的群租住客，他們既缺少本地的身份，也沒有足夠的社會網絡和經濟能力支撐封鎖下的困難生活。

從2000年到2021年，西安的人口從700萬增加到1300萬。整個城市在2018年之後的搶人大戰中「殺紅了眼」。這背後，則是西安以房地產行業佔GDP總量常年超過30%的比例，位居全國最依賴房地產行業的城市之列。所謂的「新一線」地位，更多來自於城市的快速擴張和房價攀升，而非公共設施的提升和管理水平的提高。這也是西安就算和武漢的防疫相比都要更加捉襟見肘的原因之一。

在西安封城下，不同區域，不同人群之間的境遇差別之大讓人咋舌：一些人仍然正常生活，另一些人已經在為果腹乃至生命掙扎。但這種境況並非不可想像。在嚴格實行封城的防疫體系下，人的流動被完全阻止，能夠決定一人生死的，其實完全在於當地的街道和社區兩端體系如何運作。這和武漢疫情封城初期的情況類似。當時，社區幹部決定了哪些危重病人能夠獲得為數不多的醫療資源——救護車和病床，而在工作壓力極大並且完全超負荷的情況下，社區幹部的一念之差就使居民有了天上與地獄的區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看到，在西安的疫情中小區防疫的「志願者」突然間特別有「權力」——因為是他們手上掌握着居民的日常補給和生活安排。

而這就是當前中國引以為傲的治理體系的另一個問題——整個體系建立在對「人」的能力的過度加壓之上，與此同時，人又變得僅僅只是「治理」的工具和對象。

無限的人和有限的人

在西安市發布的種種防疫通告，乃至地方高級官員的視察新聞中，常常能看到特別「戰鬥式」的語言。比如，1月4日，陝西省委書記劉國中在考察防疫工作時就要求各級官員和公務員「咬緊牙關、堅持奮戰」，「不怕疲勞、連續作戰」。這種社會主義大會戰式的「鐵人精神」，在前前後後的許多防疫操作中屢見不鮮。

但是，許多觀察者都指出，西安的防疫中遇到的問題，恰恰並非工作人員能力不足或者意識不到位，而是整體上就缺乏足夠的人手。長期從事減災工作的一名非政府組織工作人員在一篇文章中就提到，在西安，平均一名負責社區工作的人員或下沉幹部，要服務超過兩百名市民的日常需求——包括了核酸檢測、防疫管理、物資分發等等，「壓力可想而知」。在物資運輸一端也是如此：在西安的防疫交通管制下，路上「能正常行駛的車估計只有百餘輛」。從而一方面保證物資供應的部門會宣稱物資充足，另一方面不少基層市民根本得不到物資供給。

為什麼政府在第一時間不考慮人手或運力是否不足，而要將問題歸咎於工作人員的不努力或不夠堅持？這種情況從2020年疫情開始以來就反覆發生且令人困惑。在武漢2020年封城後，一度是社區工作人員處理所有病人的居家隔離和送醫安排，人手嚴重不足導致了不少病亡在家的悲劇。這一局面直到政府要求各級事業單位員工和幹部「下沉」至社區才有見效。而在此後的吉林通化封鎖中，同樣的困境——人手不足導致居民供應不及時，也再次出現。西安的問題只不過是同樣境況再次重演，這次還「錯」得更為徹底——武漢封城時仍有大量志願者可以參與社會服務，外賣和快遞也依舊運營。但西安則一刀切把社會和商業服務功能和居民一起關在了家裏。

也許可以說，對人的能力、潛力的無限想像和拔高，似乎屬於當前時代中國管理的某種基本意識。習時代的種種黨員教育——從強調潔身自好到「不忘初心」，都屬於對「人心」的改造。而這種改造的模版，是黨史上那些近似「聖徒」的典範形象——忍受惡劣環境，敢於犧牲奉獻。可問題在於，絕大多數的基層幹部和工作人員也都是常人，他們需要休息，需要個人時間和合理、科學的工作安排。在屢次防疫中，似乎都很少看到有對工作人員工作時長，對整體工作人手和勞動力的需求的合理計算。與其說防疫是基於科學管理理念，不如說它是某種「人海戰術」，所崇尚的是超人式的英雄哲學。

正是這種哲學和理念上的要求，讓封城下的普通工作人員看上去更加渺小、庸常。在失去父親的王女士的故事中有這樣一個細節：拿到核酸報告之後，醫院前台的分診人員仍然拒絕為患者安排救治，甚至和醫生吵了起來。醫生認為要趕緊搶救，而前台人員認為患者來自封控地區，出了事「責任你擔」。相比超人般的基層想像，「無法承擔責任」，只承擔必須承擔的硬性責任，其實才是疫情下最典型而廣泛的心理狀態。這多少也是一種面對極高的道德標準時的個人化的無力感——反正橫豎都是做不到，何必要多做任何一點呢？

但其實，強調要「不怕疲勞」，恰恰意味着疲勞和泄氣是當下的防疫實態。中國大陸的防疫也實際上開始疲勞了。對比西安和武漢，同樣是上千萬人口的省會城市整體封鎖、隔離，武漢能夠動員到的各地支援力量、媒體曝光、物資調配，乃至志願者服務，都是西安所無法比擬的。可以想見，隨着疫情繼續下去，類似的封鎖中，地方政府所能得到的支援和整體支持只會更少，對一線工作人員的加壓只會更大。

相比堅持「精準防控」，直接封鎖城市並大規模核酸檢測，在官員看來也許也是更「省力」的——既不用擔驚受怕地去想萬一沒有封城導致疫情外傳會有怎樣的後果，也可以在封鎖之後按部就班照本宣科。相比之下，「精準防控」其實是某種持久戰爭，這種長期高精度的工作，如果未建立起成熟專業的機制，是大多數人都無法做到的。換句話說，封城政策就是中國官員防疫工具箱裏的「躺平」選項——最簡單最方便。在2021年到2022年的一年間，發生疫情的地市選擇「封城」的次數、規模和頻繁程度，其實已經遠遠超過了2020年。在西安封城之後，河南許昌等地又因為疫情封城，鄭州也又開始了大規模全民核酸檢測。

「清零」與「治理能力」的幻覺

西安和最近其他區域的疫情，對「清零」政策也構成了考驗。尤其是更有傳染性的Omicron毒株尚未入侵，各地就已經是疲於奔命了。

對中國的衞生政策來說，「清零」是目前的唯一選項——國產疫苗防感染效果不夠理想，特效藥也未有大規模鋪入市場，多年來中國大陸的醫療體系也是滿負荷運行，如果真的按歐美模式開放「共存」，結果也許真會是災難性的。可供選擇的替代選項的確付之闕如。

如今的互聯網上，又有許多人以上海的防疫模式嘲諷其他城市。但事實是，上海的防疫模式就是不可複製的。作為2021年中國幾乎唯一有財政盈餘的省級行政區，上海的政府財政能力，醫療資源的豐富程度和各方面的人才儲備能力，其他地區完全不能相提並論。隨着整體經濟和內外環境的變化，上海在中國變得越來越特殊了。它取代香港成為了某種「國際化」的接口，也與此同時變成了獨一無二的摩登城市和現代化範本。上海和其他城市之間的差別變得越來越明顯。這是一體兩面的——上海日漸上升的獨特性，和其他城市日漸普遍的相似性是同步且互為鏡像的。

儘管2020年的成功防疫讓中國政府產生了一種自身無所不能的感覺。但是在諸如西安這樣的具體操作中，人們還是會發現，中國整體上仍然並非一個發達的高度富裕的社會。也不是每個地方的政府都有無限的財力物力和管理能力，來應對包括疫情在內的種種社會危機。

然而，對治理能力的迷信，對各地能夠在疫情中實現精細管理的極大信仰，已經蓋過了許多現實的問題。這種信仰之下，一些人被誇大了，一些人的位置消失了。比如，中國的流動人口從2010年的2.2億增加到2020年的3.7億。在這些人口中，許多人都居住在西安的城中村或群租房一類的空間中。而在防疫管理中，他們是最被忽略，分到的社會資源最不足的一群。他們還會繼續留在大城市嗎？經濟的活力還在依賴他們的流動。而疫情和政府管理是否正在將這些人從大城市中逼走？那些疫情下從西安出逃的，以徒步翻越秦嶺而成為新聞頭條的小人物，在某種崇尚英雄和鐵人的時代中，真的只是成為了看不見的那一面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