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她邦：祛除國家敘事的女性共同體

（王梆，作家，曾在中港英生活，著有《貧窮的質感》、《假裝在西貢》等；女性主義者）

一，綁架

這是一個將國家視為母親化身，卻全然只將母親當作生育工具粗暴對待的經典例子。

Hidegard Trutz十八歲，擁有種族主義者視為標配的雅利安女性外型：金發碧眼、身體健壯、象徵豐沃多產的肥臀。當1935年，納粹德國暗中籌劃名為「生命之泉（Lebensborn）」的實驗項目時, Trutz首當其衝，成為該項目的最佳人選。「生命之泉」的目標是大量繁殖血統純正、智全體健的雅利安人，並將他們培育成極具戰鬥力和競爭力的人肉戰丸，最終實現雅利安人對地球的統治——聽起來頗像摩洛哥種植學中的「矩陣栽培術」，在一塊矩陣中植入某類強悍植物，讓它逐漸「吃掉」其他植物，最終成為矩陣主導。但人非草木，不可能佔地播種施肥就能成速生成人（而且納粹也不可能在當時的技術下完成對雅利安人的克隆），所以批量繁殖人類還是得按部就班，子宮受孕。

傳統基督教社會一夫一妻的婚姻機制，由相親、戀愛到訂婚，再到神父唸唸有詞宣布夫妻關係成立，十分耗時，績效也難以保證，萬一遇到精子不爭，就等於浪費了一具子宮。因而「生命之泉」要想成功，就必須拋開基督教社會的婚姻倫理，將子宮置入實驗室環境，並讓身體健壯的未婚女性率先爭做小白鼠。規劃完畢，納粹旋即便在德國、挪威、波蘭和北歐佔領區組建了實驗室。

今天，人們在大屠殺博物館裏看到的明信片般優美的建築或室內照片，其中有不少就拍攝於這類實驗室，它們又被稱為「生命之家（The Lebensborn homes）」。納粹總共建立了33個「生命之家」。和日本隨軍慰安婦簡陋、骯髒，單純為泄慾而附設的工作環境截然不同，這些實驗室是為血統高貴的未來雅利安鬥士準備的，所以它們看起來潔淨、舒適，還有草地、花園和蜜蜂，完全可以和高級療養院，或維多利亞時代專事收容上流社會女性的精神病院媲美。

怎樣才能讓Trutz那樣的未婚年輕女性置社會倫理於腦後，主動走進實驗室，並獻出子宮和新生嬰兒呢？納粹在此打出了國家主義的皇牌。Trutz成長的年代，正是國家主義在德國暢行無阻的年代。希特勒青年軍(Hitler Youth)是其重要的傳聲器之一，地毯式搜索着每一個幼小的靈魂。不僅「血統高貴」的雅利安人Trutz滿懷熱情地加入了「德國女生同盟（League of German Girls，希特勒青年軍的女版）」，就連許多「血統低下」的猶太兒童也沒能逃出它的強大引力。比如Solomon Perel，一個在大屠殺中東逃西竄，躲避毒氣室的猶太男孩，被捕後謊稱自己是德國少數族裔，被送至德國布倫瑞克（Braunschweig）一處寄宿學校，很快便成了希特勒青年軍的一員。他深受德國國家社會主義的感召，每天認真佩戴卍字飾和雄鷹胸章，磨刀霍霍，整裝待發，期望自己能儘快加入正式的納粹軍隊，為國效忠。與此同時，一個從他身體中分裂出去的「自我」，卻趁聖誕節學校放假，偷偷跑到貧民窟，不分日夜，孤魂般遊走，期望能找到失蹤的父母和姐姐。多年以後，他在自己的回憶錄《歐羅巴（Europa, Europa）》中描述這種近乎於「混沌」的精神分裂：「當時我的神經系統迷霧重重，沒有任何現實的光束可以將它刺穿。」

愛因斯坦說：「國家主義是生發於嬰兒期的一種類似蕁麻疹的疾病」。我覺得「嬰兒」這個聯想非常貼切。嬰兒和母體之間的無法切割的連帶關係，助長着嬰兒對母體的全方位依賴。而國家主義下的國家敘事，尤其熱衷將國家與個體的關係切換成母嬰式的依存關係。比如法國大革命獨裁政治家Robespierre(現代國家主義雛形階段的早期國家主義者之一)，就很愛用「祖國是所有人民的共同母親」作其宣傳綱領（雖然他在為法國全民男性的選舉權奮鬥時，從未考慮過作為母親的女性的選舉權）。國家是強大、彪悍、充滿保護本能的母親；個體是混沌、脆弱的嬰兒。嬰兒離開母親便無法存活。而元首，國家事務的代理人，則是國家的肉身載體。於是這套概念公式便形成了：個體離開國家，有如嬰兒斷奶，無法存活；國家離開元首，身無磐石，定無法存活。因此個體對元首意志的擁護，便是對國家形態的擁護。個體的忠心將最終換來國家對個體的保護。這套公式看似十分堅固，卻有一個保質期，即愛因斯坦定義的「嬰兒期」。所以國家主義出於生存本能，會下意識地壓制個體成長。規訓、利誘、懲罰、禁錮，信息掌控、排除一切異端，讓個體停留在Solomon Perel所描述的那種「迷霧重重」的，混沌的嬰兒狀態。

Trutz因其卓越的雅利安外型，成了「德國女生同盟」裏的小紅人。於是該同盟的負責人便趁熱打鐵，鼓動她參與「生命之泉」秘密計劃：「反正你也不知道畢業後該做些什麼，不如去給元首生個孩子吧？」Trutz蠢蠢欲動，她騙父母說去參加國家社會主義學習班，拎着行李便出發了。在「生命之家」，她順利通過所有體檢，成了一隻合格的小白鼠。截止至1939年，「生命之家」擁有約8000名會員，其中3500名是SS軍官。Trutz和其他一群女孩，被帶到德國巴伐利亞州的一座城堡實驗室。她們用假名與化名而來的納粹軍官們交配，與此同時，實驗室給她們投餵美食，為她們放映納粹電影，並與她們簽署了「放棄新生兒撫養權及一切看護權力」的合約。實驗室由婦產醫生進行監督規劃，每一輪交配期都嚴格控制在受孕期之內，以保證最大績效。Trutz很快就懷孕了，並在沒有提供任何止疼藥的情況下，生下了一個男嬰。兩週的母乳餵養之後，她的孩子便被永久地帶走了。這是一個將國家視為母親化身，卻全然只將母親當作生育工具粗暴對待的經典例子。

Trutz離開實驗室後，愛上了一名納粹軍官，並與之結了婚。當她驕傲地向他陳述她為元首生子的光榮事蹟時，卻沒有得到他的賞激。她此後的真實生活無人知曉，或只能在類似《第三帝國的搖籃(Cradles of the Reich)》那樣的小說裏找到蛛絲馬跡。Margaret Atwood說《使女的故事》中的暴行沒有一處編造，由此可見一斑。

二，合理化與道德化

當它包含着某項所謂的國家利益（多數時候是統治集團的利益）時，它似乎便可以超越一切法律，一切道德倫理，指鹿為馬，顛倒黑白，以鄰為壑，這是國家主義最黑暗之處。

父權制作為人類最早的等級制度，伴隨農業社會的出現，一直存活至今，其針對女性的結構性暴力也就一直延續至今。父權統治者們為了掩蓋這種結構性暴力，動輒在鎮壓女性時拉大旗作虎皮，冠以叛國之罪。封建王朝時代，叛國罪的利器是「違背上帝（God）」。比如James一世厭女成性，四處獵殺女巫，大量無辜女性被戴上鐵製狗嘴套，屈打成招。弔詭的是，你以為她們犯的是「巫術罪」，死刑判決書上寫的卻是「最高叛國罪（High treason,即被指控者犯下了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和利益的罪行）」。女巫多為江湖郎中，為村民看個病，為貧苦女性熬製避孕或墮胎藥湯，她們之中很多連村都沒有出過，更別說國了，何來叛國之有？此時「上帝邏輯」就出爐了：「巫術褻瀆上帝，褻瀆上帝就是褻瀆君主，因為君主是上帝指派的；而褻瀆君主就是叛國，因為君主是國家的化身。」

不僅施行巫術是叛國，通姦也是叛國。比如亨利八世第二任妻子Anne Boleyn腹中無子，亨利想休妻，便指她與五位男子通姦。1536年五月，Anne Boleyn被斬首，死刑判決書上寫的卻不是「通姦罪」，而是「最高叛國罪」。背叛國王是「最高叛國」，背叛或試圖殺死丈夫、男主人或男管家則是「Petit Treason(小叛國)」。在英國的通用法中，這項1351年設立的罪名直到1828年才被廢除。

到了現代國家主義階段，「上帝」已經不再奏效了。一是因為「上帝已死」，二是因為現代國家主義者們找到了更高的道德至高點。「反殖民」、「反外來入侵」、「收復喪失領土」……誰會質疑這些普世價值觀的絕對正義呢？但在這些價值體系之下，針對女性的結構性暴力的根源，即「父權制社會視女性為男性附屬品、私有財產和繁衍工具，而非具有獨立思想和人格的個體」這一文化盤根，卻依然未曾獲得徹底的清除。

舉一個不容申辯的例子：1945年一月，打着「反納粹（還有什麼比反納粹更高的正義麼？）」口號，一路斬殺納粹的蘇維埃士兵勝利抵達布達佩斯，他們本應解放那座城市，但他們卻實施着和納粹一樣的暴行：打家劫舍，四處強姦。將近5000到20萬名無辜的匈牙利平民女性成為那場名為「Siege of Budapest（布達佩斯圍攻戰）」的性暴力受害者，她們被拖到俄軍軍營附近的樹林裏，她們之中許多人從未走出那片樹林。直到今天，許多國家主義者依然認為，她們的厄運是某種程度的咎由自取，誰叫匈牙利是Axis（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的盟國呢？

此後半個多世紀以來，女性不斷地在世界範圍內爭取免於恐懼和不被性侵的權利。1960年代，英國將強姦由「行為不端」改為重罪；1980年代，南非立法為被強姦的女性受害者提供律師；1990年代，女性進入第三波女權運動，Judith Butler出版了女性主義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性別麻煩(Gender Trouble)》,論述（i.e.迭代的父權）文化對社會行為（i.e.有毒的男性氣質）的塑造；千禧年後期，米兔運動破冰而出，女性通過對性侵的控訴奪回對女性身體的自主權……抗爭此起彼伏，然而，那頭房間裏的大象卻並未就此消失。

俄羅斯以反美帝霸權、反納粹和收復領土之名對烏克蘭發動的侵略戰爭，自爆發以來，已經出現了過百例經聯合國核實的強姦案，第一例發生在戰爭爆發的第三天。烏克蘭女性是這類「軍事強姦案」的首要受害者。2023年，以色列、埃塞爾比亞、蘇丹、剛果和海地等地都爆出了「作為戰略手段」的強姦案。在巴以衝突當中，不僅哈馬斯被指控在2023年10月7日發動了針對以色列女性的大面積強姦，以色列士兵也被指控前後發動了多起針對巴勒斯坦女性的強姦。Revital Madar，歐洲大學機構（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的講師，畢業於耶路撒冷大學的以色列學者在其《以色列的國家性暴力對巴勒斯坦的侵犯:（Israeli State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Palestinians）》一文中，以1948年以來，以色列軍方在巴勒斯坦區域內涉及的性侵和強姦案例（以色列政府一概否定）為證，揭示了那頭大象的威力——你似乎看不見它，它卻像利維坦一樣，無處不在。

當它包含着某項所謂的國家利益（多數時候是統治集團的利益）時，它似乎便可以超越一切法律，一切道德倫理，指鹿為馬，顛倒黑白，以鄰為壑，這是國家主義最黑暗之處。這也是文明的進化最遲鈍之處，為了保障部族的血親利益，原始部族社會將女性作為換婚對象，從而開啓了物化女性的傳統，歷經千萬年，到了現代國家主義者的手裏，這種充滿歧視的傳統非但沒有消失，反而演變成了某種現代國家的戰略手段。

三，壓制

我們應該傾聽的不是西方，⋯⋯，我們應該傾聽的是被壓在廢墟底下那個求救的人，那個正在受苦的人，那些女人發出的絕望的哀嚎。

即使在和平時期，在尚未被戰火殃及的地帶，國家主義作為父權制首要保護的意識形態（因為絕大部分名字響亮的國家主義者都是手握政治實權的男性），在父權思想的推波助瀾下，也沒有閒下來。被「女性不識大局」之類的厭女文化灌輸，國家主義者們在女性發展的道路上頻頻製造路障，壓制女性的自由和創造力，以期把女性人格馴化成為國家主義效忠的工具人格。

拿印度國家主義者為例：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印度的國家主義者們在「反殖民」這件事上非常盡力。自力更生、抵制進口的Swadeshi行動、甘地的非暴力抵抗、Subhas Chandra Bose的武裝起義等等，都是彼時反殖民運動的高光點，它們為推動印度獨立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遺憾的是，印度的國家主義者們卻沒有藉此機會提升本國女性地位，讓女性也成為重要的反殖力量，不僅如此，他們還將一些女性的進步行為視為對國家的背叛。比如印度女裝界推出一種輕薄、涼快的連衣裙，非常適合印度的炎熱天氣，然而該款還未普及，就立刻招來了彼時國家主義者的通篇謾罵和蕩婦羞辱，他們認為女人穿上這種偏西式的裙子便是對殖民者的服從。他們也無法忍受西方對「女童新娘」，「底層女性無需接受教育」，「聖妓（女孩做妓女撫養家人）」等等所謂「印度傳統文化」的挑戰，因為這些都是「印度的內政」。

一百多年後的今天，同樣的話術還在上演。此時，極右印度教（Far-right Hindu）國家主義者正在不斷蠱惑女性成為修女和僧人（sadhvis），因為一旦她們獲得宗教權力，她們就可以像男性的宗教領袖那樣，公共發表講話，要求全體女性抵制西方價值觀，建立一個純潔的、母性的印度（Mother India）。如果你站起來反對，她們就指責你背叛國家。同樣的策略，在此時的伊朗和阿富汗等國亦非常盛行。在伊朗，自2022年九月「伊朗年輕女性違反頭巾法燒掉頭巾」以來，伊朗國家主義者便頻頻出現在大街小巷，甚至佔據了德黑蘭書展。他們當中不乏披着頭巾的年長女性，用幾張桌子圍成一角，端坐在書展之中，桌子上擺滿了宣揚保守主義的宣傳冊子。她們盯着年輕的女性不放，向她們傳教授業：「要女性摘掉頭巾是西方的一種文化殖民手段，伊朗女性必須站在國家立場，抵制這種文化殖民。」

塔利班奪取阿富汗政權之後，我作為英國一個難民機構的志願者，前去傾聽來自阿富汗女性難民的聲音。在一個阿富汗難民女性發起的講座上，我們得知阿富汗女性的地位自從「阿富汗獨立」之後，一夜之間，回到了中世紀。塔利班斷絕了阿富汗女性讀書、就業、獨立就醫、獨自外出去公園散步和欣賞大自然的一切權利。因為塔利班的這些政策，80%的國民人口陷入極度貧困，舉國靠國際援助度日。阿富汗貧困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Poverty）更是節節飆升。

在2023年10月的阿富汗地震之中，我們被告知，許多阿富汗女性因為沒有男性陪伴（男眷失蹤或死亡）失去了最佳救助時間，捲縮在廢墟底下，絕望地離開了人世。最近，塔利班甚至恢復了對通姦婦女施行「石刑」的法律。他們的發言人說道：「西方一定會認為我們無視女性權利，但是我們為什麼要聽西方的呢？我們所做的一切就是為了反西方，反殖民。」

他們的發言人說得沒有錯——「我們為什麼要聽西方的呢」？

我們應該傾聽的不是西方，不是美國，不是歐洲，不是以色列，不是俄羅斯，不是阿富汗，不是一個抽象的地域或一片由經緯度編織而成的國土，那些海水、草原、土壤和岩層並不發聲。我們應該傾聽的是被壓在廢墟底下那個求救的人，那個正在受苦的人，那些女人發出的絕望的哀嚎。

四，她邦

我希望「她邦主義者們」擯棄父權社會的國家敘事，將自身和其他女性從國家主義的樊籠之中解救出來，專注於一個關注女性權益的無國界共同體。

2014年瑞典反種族歧視雜誌EXPO和Kvinna till Kvinna基金會聯合發布了一項調查研究報告，首要呈現「國家主義對性別平等的影響」。調查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聚焦政治動盪，國家主義十分盛行，甚至具有摧毀傾向的巴爾幹半島西部地帶，第二部分聚焦歐洲大陸五個十分活躍和成功的國家主義政黨。調查焦點是這兩個區域的國家主義者們在女性議題上所提供的方針和政策。它的結果並不意外，這些方針和政策無一不在為女性不堪負重的生存境況落井下石。

通過這項報告，我們來看看這些方針政策（在不同社會形態下）的共同之處：
保守的性別角色（女性回歸家庭）在政策的鼓勵下得以固化。

-LGBTQI+的權利被忽視或否定，因為傳統的原子家庭結構被定為家庭政策的基石。
-性別平等問題被放置到不合比例的次要地位。
-家庭政策讓女性經濟上不得不依賴男性。
-墮胎政策只對極少數群體開放。
-挑戰傳統女性角色的性別平權人士將被政治騷擾和嘲笑。
-歐洲境內所有的國家主義政黨在歐洲大選中無一例外選擇保守主義代表。

可見，國家主義並不關心女性，或和女性息息相關的男性，或一個具體的家庭，或一個具體的人，或人類。用Hannah Arendt的話來說，國家主義總是將它的親密和忠誠第一時間留給執政機構，並總是無法在國家和被原子化的國民之間，給出一個並不搖搖欲墜的平衡。

所以假如我有一張暢通無阻的通行證，可以在各個國家之間自由穿梭，我一定會選擇做一個「無國籍的她邦主義者」。就像無國界醫生四處開展醫療救援一樣，我希望「她邦主義者們」擯棄父權社會的國家敘事，將自身和其他女性從國家主義的樊籠之中解救出來，專注於一個關注女性權益的無國界共同體。道理非常簡單，假如我們身邊一半的人口，包括我們自己，都只能一直苟活在次等公民的宿命之中，那麼所有冠冕堂皇的思想、獨立和革命都是空談。因為獨立之後，一切又會打回原樣。

做一個「無國籍的她邦主義者」並不等於放棄對原生地、父母和兄弟朋友的關愛，恰恰相反，它應該是一個將關愛具體化的思想和行動進程。我始終堅信關心身邊一位失業女工的生活窘境，比關心一場「奪回領土的戰爭」更迫在燃眉。當然，大部分的俄羅斯軍事派會堅決否定我的這一想法；如果我是一個出生在以色列並自稱是「女權主義者」的女性，我一定會竭盡全力反對以色列對加沙平民種族滅絕式的轟炸。因為你不能只做一個畫地為牢的女權主義者，彷彿所有在你圈地之外的女性不僅沒有工作權，甚至都不配擁有生存權。

此刻我身在英國，國家主義穿着種族主義的外衣粉墨登場，並且還綁架了女性主義。很多人都支持Marine Le Pen, 還有人說，你揚言是女性主義者，怎麼不去支持女性做黨魁的政黨呢？這就等於說，「tyrant」這個詞，只要變成「tyrantess」，那麼就應該得到全體女性的支持，這種邏輯非常可笑。

最近半年來，我們一有機會就會上街遊行，反對英國執政黨對以色列的支持。因為我們不願意看到我們（納稅人）的錢被用來購買殺人武器。我身邊大部分的英國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皆因英國政府的不作為而倍感羞辱。所謂的國家敘事，在大屠殺這類無法復加的悲劇面前，沒有任何力量。

數據和文獻出處：

1、Having Babies for Hitler: The Life of Hildegard Trutz

2、The Nazi regime encouraged the birth of children deemed 「racially valuable」 in order to increase Germany’s 「Aryan」 population.

3、「Garden Design: Matrix planting is where a single species, or handful of species, dominates the planting, forming a matrix into which other plants are blended.」 – Piet Oudolf.

4、In total, the Nazis controlled during the war approximately 33 Lebensborn homes. About 8,000 children were born in Lebensborn homes in Germany, and 25,000 children, elsewhere in Europe, between 8,000 and 12,000 children in Norway alone. Approximately 250 of them were adopted by German parents.

5、「Europa, Europa,」 「and my mental faculties were so befogged that no ray of reality could penetrate. I continued to feel just like one of them.」

6、Robespierre was a 「devoted defender of 『the people』」 (FR&HR 83) but, unfortunately he was not defending women, only men.

7、He campaigned from the Estates-General onwards for universal male suffrage,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and the rights of the sans-culottes.

8、Petty treason or petit treason was an offence under the common law of England in which a person killed or otherwise violated the authority of a social superior, other than the king.

9、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Soviets often took children and entire families under their protection and had a taboo on hurting children,[30] a high number of women and girls were raped,[31][32][a] although estimates vary from 5,000 to 200,000.

10、Patten said the U.N. has verified more than a hundred cases of rape or sexual assault since the war began in February, and the first cases were reported just three days after Russia launched its full-scale invasion. “Russia’s ‘most hidden crime’ in Ukraine war: Rape of women, girls, men and boys”.

11、Beyond Male Israeli Soldiers, Palestinian Women, Rape, and War
Israeli State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Palestinians

12、Nationalism and Patriarchy (Part -II)

13、Far-right Hindu nationalists are giving women prominence to mobilise others, but regressive patriarchal systems are embedded in their ideology

14、the chance to walk in a park, play a sport, or enjoy nature is being stripped away from Afghanistan’s women and girls.
A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report

15、Nationalism always preserved this initial intimate loyalty to the government and never quite lost its function of preserving a precarious balance between nation and state on one hand, between the nationals of an atomized society on the o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