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初，黄之锋勾结外国势力案定罪当天，移居英国的摄影记者 Peter Wong 终于打开电脑硬盘内，拍摄学民思潮的旧照片。
与黄之锋同年、30岁的Peter是摄影师，也曾是学民思潮成员，他在14年前记录了学民初始诞生的面貌。那是他摄影的起点，也是黄之锋一代中学生，投身香港社会运动的起点。14年间，他由一个喜欢拍摄的中学生变成摄影记者；同时间，黄之锋由一个关心社会、国际知名的中学生踏入30岁，变成国安法下被定罪判囚10年的囚犯。
在黄之锋被判刑的一天，回望14年前“学民思潮”的橙色直幡，它们烙在菲林与像素之间，留下了近十年香港年轻社运参与者的身影。
请他为这辑影像命名，他回答：“Hi Joshua Wong, I hope you are fine”。
一个摄影记者的起点
2012年夏天，中四学生 Peter 在 YouTube 看到另一个中四学生黄之锋对答如流的访问短片。
短片中，黄之锋以学民思潮召集人的身份接受访问，反对政府设立“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为中小学必修课。短片在两日间爆红，在网络突破10万点击率，也是这一条短片吸引 Peter 加入学民思潮。
“当时社会比较思潮起动，就像‘民智初开’，别人是大学生太远，我才中四，中学生（组织）好像近一点。”他说。
学民思潮最初是由“九十后动员”钟晓晴、两名直资中学汇基书院学生黄之锋与林朗彦，于2011年一起创立的反国民教育学生联盟。翌年，联盟简化名字为学民思潮，连英文名“Scholarism”也是由黄之锋造字创立。
就在这个平台，Peter 遇上黄之锋，许多政治想法相近的年轻人相遇了。Peter 觉得，当时学民思潮聚集的是一班不被主流教育制度完全拥抱的中学生。
很快，这群中学生行动起来——反国教的学民十区街站，从铜锣湾鹅颈桥、旺角行人专用区，摆到将军澳、屯门、荃湾。
Peter 记得，当时学民的气势与活动密集程度，就像同时期的立法会选举。他自嘲参与程度不高，因为他忙著在校内筹组中学学生会、玩口琴，一星期只有两、三天会随伙伴一起摆街站。有一次，黄之锋要上教会，Peter先到对方海怡半岛的家，帮忙把传单与橙色直幡带去街站。
拿著父母刚买给他的 Nikon 单反相机，Peter 与黄之锋另一个交集，是拍摄记录同样喜欢拍照的黄之锋。一整个夏天，黄之锋全情投身了学民思潮，从街站、电台访问、城市论坛，再到公民广场的9万人面前。
镜头下的黄之锋影像逐渐鲜活起来：仍一脸稚气的黄之锋在已不复在的立法会示威区铁马前与保安对峙；黄之锋在学民办公室戴上道具眼镜玩耍，露出自然的微笑；黄之锋站在阳光下一边思考，一边用力吸啜纸包饮品。
相对于当年传媒和黄之锋自己共同建构的学生领袖形象，这些影像显得新鲜而质朴。14年后重看这些照片，Peter知道这是自己当年有意或无意记录黄之锋的起点，“自己如果那时多影一些，现在就会很有用了。”那是初踏政坛、仍没成年的黄之锋与同龄朋友相处的画面，镜头错过了就没有。
90后一代眼中的可能性
回望过去，人生第一次有自主意识参与社会运动的时刻，对 Peter 仍旧具有重量。
“认识贫富差距算不算？”Peter 在港岛屋邨 Band 3中学读书，中学成绩不算好。学民思潮完全突破他的生活圈子与惯常认知：有中学生家住半山区、读国际学校，后来早早出国升学；也有人家住新界公屋，文凭试后留在香港读大学。这个中学生组织让他眼界大开，大至一班人聚在一起谈Game Theory，小至一起听本地独立乐队my little airport的音乐，不同原石的光折射进Peter的生活。
2012年，黄之锋在已停刊的《壹周刊》访问里，如此总结他们一代年轻人的想法：“我们没有目睹八九六四，○三七一时是小学鸡。但一场反国教，我们和所有香港人都觉醒。⋯⋯八十后追逐香港社区情怀。但当我们九十后懂性时，香港已没有什么余下。我们没有背负香港的历史，我们，是来创造历史。”
可能性是他们本身，也是2010年代的他们所看见的未来。
数年间，香港社会思潮起动，学民思潮纵然是一些年轻人的起点，但也仅是百家争鸣时代的其中一家。尤其学民最初为关注单一议题组织，当成功争取搁置国教科后，成员和义工各自为著升学、理念分歧、甚或组织内的派系不同，决定去或留。有人升读大学后加入院校学生会成为学联一份子，有人走向更“本土”的组织，也有人加入社民连，形形式式的选项曾经存在。
雨伞运动前，Peter 也因忙于考试、升学，在2014年7月离开学民思潮。“它作为一个春秋战国时期，尚且比较自由的时期，就好像‘做乜都无事’的时空入面存在。”
之后，Peter 在大学里学习新闻摄影。他想换一个身份去观察社会变化与人类的走向。他多年没有向新认识的人提起自己“学民仔”的身份。
“我也是个普通人，也不认为有title有什么特别。而我又开始有新的事情要去做。”他说。不仅是他，当时的年轻一代，都各自有事要做。
昔日在学民认识的朋友活跃于社运现场，变成他镜头摄下的对象。“黄之锋”是他大学二年级拍摄人像功课的素材，题目是“参与雨伞运动的学生”。2016年，大学生黄之锋与部分学民思潮、学联成员创党成立“香港众志”，走入参政路。
在Peter心中，2016年是对香港重要的一年：香港出现主权移交以来的首次“暴动”，首次有立法会参选人被DQ（取消参选资格）。“2016年是承载所有事情的起点。”
当时对摄影记者抱有无限憧憬的Peter开始想像，自己会不会像著名摄影师Pete Souza跟拍奥巴马8年一样，能持续追纵一个未来立法会议员的成长？
打开封尘记忆
反修例运动后，香港社会经历大规模的移民潮，Peter的家人决定移民英国。父母问他，我们想移民了，你有没有什么打算？Peter 当下近乎不加思索：“去啊，我都去啦。”他觉得，自己不过20来岁，他还想见识一下世界。
倒数离港的那段日子，他仍透过镜头追踪著黄之锋，直至他入狱，因民主派初选案再次被控。
Peter 最后与黄之锋有关的摄影工作，是爬上九龙荔枝角的山头，用长镜拍摄从收押所走入囚车的黄之锋。Peter本身有畏高症，但他向公司自荐爬上山头，拍摄准备上庭的黄之锋。
由组织到行业，建构身份的一切逐一瓦解，当年的中学生早已离“学生”身份远远，各自在新的时空建立自己的脚下未来。
2026年，黄之锋在狱中面对再多10年以上的监禁。学民思潮的众人，或散落在旁听席、法庭，或远离政治，甚至身处海外。Peter数过当年参加过学民思潮、如今身处英国的人应能坐满两桌，而加拿大也应该有7、8人。逐渐在英国扎根的他，放下全职摄影新闻的生活，偶有接案香港新闻的摄影工作。
现实逐渐冲淡了他成为Pete Souza的想像，他也很多年没有提及自己的中学回忆。“阿叔我都30岁人，也没理由总是强调自己少时参与学生运动，当年参与也不是很多。”
但是，黄之锋被定罪、被判刑，还是让他内心泛起涟漪。9月初，他把硬盘内青涩的影像上传到Instagram。老朋友看后对他说，这是文物库级别的历史存档。
Peter说那不过是成长后透过相片话当年的感觉。学民思潮当年带给他的震撼与充权的感受很强大，以至往后他当摄影记者时，也会觉得自己已退后一步，是做一个社会观察，用旁观者的身份去写一份纪录。
30岁的他，在短短的访问里不断形容自己已经是“阿叔”。与2019年投身社会运动的一代相比，他常常自觉是个老人”，重看这批学民旧照，“有种在Wikipedia回望高山大会的感觉。”他说。
（按：高山大会是香港民主派团体在1986年假高山剧场合办的民主集会，商讨香港未来政制）
学民思潮对他而言的意义，是拥有一班一辈子的朋友，即使已经过了10多年，即使彼此不再常见。
端传媒编辑部
遥远的起点与今天的关系，30岁的Peter仍然未有明确的答案。他觉得要不是这次判刑，他也不会打开那些封尘的档案。“以前的事，我从来也没有梳理过。当我回看旧时，可能会找到新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