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戰爭爆發後不久，台灣三十餘位學者聯署發表了一份反戰聲明。聲明主旨涵蓋四個面向：其一，呼應俄烏戰事爆發後西方社會湧現的示威浪潮，並批評美國與北約在俄羅斯邊境推進的種種挑釁行動；其二，要求美國終止軍事主義與經濟制裁；其三，主張台灣應走自主路線，與中美兩大強權保持等距，拒絕淪為美國霸權的附庸；其四，倡議將國家預算導向民生福祉與氣候治理，反對持續擴充軍備。聲明末尾寄望更多反戰呼聲與行動能在台灣社會激起漣漪，促使民眾認真省思戰爭所帶來的深重災難。

然而，聲明甫一問世，民間的反應卻普遍冷淡，甚至不乏負面聲音。儘管兩岸和平議題在台灣及海外華文媒體上天天熱議，真正追隨這股和平呼籲、加入行動的人卻寥寥無幾；來自大陸民間的回應更幾乎是一片沉寂。這場由知識分子發起的和平倡議遭受冷遇，究竟是兩岸民眾對和平本身漠然，抑或另有隱情？這是一個值得深入省思的問題。

一、「反美至上」的歷史誤區

有論者指出，這份聯署聲明或許重蹈了冷戰時期西方「新左派」的歷史覆轍，承繼了「反美至上」的思想系譜。此種「反美帝國主義」的思維，將戰爭的根源一概歸咎於美國的軍事擴張，把烏克蘭遭俄羅斯入侵詮釋為北約東擴的必然後果，也把台灣面臨的威脅解讀為美台軍事合作所引發的「台灣挑釁論」。由此衍生出台灣應與中美兩強保持「等距關係」的主張，批評者認為此說無異於一種變相的投降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