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九月以來，美國軍方對被指控為經由加勒比海與東太平洋水域向美國走私毒品的所謂「毒品恐怖分子」發動了一系列打擊行動。這些攻擊伴隨著該地區前所未有的軍事集結；截至目前，這些行動導致的死亡人數約有105人。然而，這些攻擊的合法性以及其背後的「真正」動機，仍然存在重大疑問。委內瑞拉一直處於這場衝突的中心、美國試圖透過政權更迭來取得該國龐大的石油儲備及其他礦產資源的敘事，已成為解釋部分行動的一個可信解釋。

為了評估這一局勢的複雜性及其對委內瑞拉的意義，我們需要檢視：1）目前被用來為這些軍事戰術辯護的敘事；2）美國長期支持且最終失敗的、試圖在該國促成政權更迭的努力；以及3）長期存在的兩極化思維歷史，這種思維將反干預主義與親馬杜羅主義劃上等號，並將「民主」與右翼政治反對派的目標混為一談，而正是這些反對派動員了美國對該國的關注與干預。

我們當下最明確的行動呼籲之一，是阻止委內瑞拉與美國之間衝突的升級、以及一場潛在的戰爭，並要為委內瑞拉以及委內瑞拉人動員國際團結。然而，這一複雜的政治局勢阻礙了委內瑞拉人與國際社會在公開譴責這些軍事侵略行為、及其對國家與地區可預見的災難性後果方面形成一致立場。未來幾天發生的任何事情，都很可能為未來數年的美國—拉丁美洲關係奠定基調，並考驗我們在當前關口的政治想像力及我們的能動性。

美國當下對南美洲的關注點是什麼？

雖然對船隻的打擊已經持續了三個半月，但直到最近，美國才出現持續性的批評。審視的焦點集中在9月2日對首次攻擊倖存者發動的「第二次打擊」上，這一行為將毫無疑問地構成戰爭罪。儘管多名美國國會議員對這些攻擊表示譴責，並試圖透過不同機制阻止這些行動，特朗普政府官員仍堅稱，這些被殺害的目標是已被證實的毒品恐怖分子：最近被重新歸類為「敵方戰鬥員」。

與一些人將這些行動稱為「法外處決」不同，特朗普政府官員——例如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斯——主張這些打擊是為了阻止毒品流入美國造成數百萬人死亡的正當行動。因此，特朗普政府將這些殺戮稱為捍衛美國國家利益的戰略。

這些官方說法重新使用並混合了冷戰、「毒品戰爭」以及「反恐戰爭」中的修辭，並且重新採取了1990年代讓美國軍事力量大量進駐哥倫比亞的策略。但哥倫比亞與委內瑞拉之間有一個重要差異。像「哥倫比亞計畫」這樣的方案，是在哥倫比亞政府及其軍隊的協助下，鞏固了美國在該地區的霸權；而在委內瑞拉的情況中，馬杜羅政府則被建構為敵人。

特朗普政府聲稱，委內瑞拉是毒品販運和恐怖活動的樞紐，而這些行動的領導者正是尼古拉斯・馬杜羅本人。相應地，美國稱馬杜羅為販毒組織「太陽集團」（Cartel de los Soles）的首腦，並將可令其入獄的任何資訊的懸賞金，從2500萬美元提高到5000萬美元。儘管有人主張這個集團並不存在，但其被視為涵蓋了委內瑞拉所有武裝力量的成員：這樣的指認意在加大對委政府及其盟友的壓力。

然而，更令人擔憂的是，一種帝國式敘事正在浮現，即宣稱美國有「權利」收回委內瑞拉的石油與土地，以此為其近期扣押被指違反美國制裁、運載有委內瑞拉石油的郵輪辯護。這些行動，再加上特朗普宣布將對委內瑞拉領土進行軍事入侵，顯示出侵略行為的升級以及戰術的多樣化。儘管特朗普最初曾警告媒體「不要過度解讀」（此處指船隻打擊行動、特朗普與馬杜羅之間可能的一通電話、「關閉」委內瑞拉領空等），但對於特朗普有意透過炮艦外交攫取委內瑞拉龐大石油儲備的懷疑，已經得到了印證。

因此，儘管存在強烈的反對聲音，這場衝突仍考驗美國民主制度約束總統的帝國野心的能力。

為什麼委內瑞拉人沒有一致抗議侵犯？

在像紐約這樣的地方，人們表達警惕與異議。小規模的抗議集會強調，70％的美國人拒絕與委內瑞拉開戰：這一資訊最近曾在時代廣場的一塊廣告牌上顯示出來。這些由受反戰運動影響的偏左組織者領導的聲音，強化了長期以來「別碰委內瑞拉」的呼聲。

然而，身在美國的委內瑞拉人——現在是一個更加可見的移民群體——似乎並未大規模加入這些抗議；相反，有些人正在動員起來，表達對他們受迫害的領導人、現任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瑪麗亞·科里納·馬查多的支持。

這種令人困惑的、希望美國軍事干預以「解決」委內瑞拉問題的現象，依託於政治極化的歷史，並定義和限制了委內瑞拉境內的政治行動與想像，並存在於一個政治上有顯著影響力的委內瑞拉海外群體之中。

依循這種邏輯，反對美國干預，被複製政府的反帝國主義及玻利瓦爾主義聯繫起來。因此，如果你反對美國對委內瑞拉的干預以及該地區可能的戰爭，這可能意味著你將過去10至15年我們所面臨的深刻危機完全歸咎於政府的責任。

這場危機在2013年總統烏戈·查韋斯去世後加劇，其本質上是政治性的（隨著政府變得愈加威權），但主要通過經濟與生活條件的惡化來感受。例如油價暴跌、深度負債、通貨膨脹與惡性通膨飆升、食品與藥品短缺、公用事業基礎設施（通信、水、電等）崩潰、高犯罪率、幾乎消失的工資，以及大規模政府貪腐。然而，如果我們要承認當前局勢的嚴重性，超越這種二元思維模式是勢在必行的。

眾所周知的是，美國對委內瑞拉的制裁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加劇，這些制裁促成了委內瑞拉經濟的崩潰，導致大量委內瑞拉人外流，先是流向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然後是美國。這些單邊制裁並未實現政權更迭，反而可以說是鞏固了尼古拉斯·馬杜羅對武裝力量的控制。它們被用來動員建立高壓國家機器，宣稱要抵禦已證實的外部威脅（其中也包括中央情報局的秘密行動，和經證實的試圖在傭兵幫助下推翻馬杜羅的陰謀）。

近年，馬杜羅將這些壓制舉動轉向國內，用以打擊犯罪分子和打壓政治異議。可見美國干預在委內瑞拉沒有產生任何積極成果，反而使情況惡化。

極化政治想像的危險陷阱

由胡安・瓜伊多與瑪麗亞・科里納・馬查多代表的、美國支持的委內瑞拉反對派，長期以來一直主張，在經歷了多年的抗議、起義以及失敗的選舉競爭後，只有在外部援助與武力下，委內瑞拉才能一勞永逸地擺脫馬杜羅主義與查韋斯主義。2024年7月的總統選舉進一步證實了這一想法。瑪麗亞・科里納・馬查多因為在2014年曾試圖促成政權更迭，而被禁止參選。馬杜羅則在未經驗證下，宣稱自己戰勝了埃德蒙多・岡薩雷斯（後者作為馬查多的替代人選）。

這鞏固了一種敘事：即一條起義式的、在美國協助下的「出路」，才是解決委內瑞拉如今這場根深蒂固的政治與經濟危機的唯一希望。

依照這種敘事，為了根除查韋斯主義的「病灶」——如今已蛻變為馬杜羅主義——我們需要一個乾淨的起點：清除國內任何殘餘的社會主義，監禁所有對人權侵害負有責任的人，並懲罰——或消滅——任何曾與這個犯罪政權有所關聯的人。這種思維認為：「如果需要一場戰爭，那就讓它發生吧，這是馬杜羅帶來的。」該敘事進一步推論：「如果我們需要把石油與自然資源賣給美國，才能擺脫一場失敗的社會主義實驗所造成的集體貧困，那就讓它發生吧。」

這種對查韋斯主義與馬杜羅主義的本能式仇恨，在如今生活於海外的委內瑞拉人之中並不罕見。許多人將國家經濟被摧毀歸咎於查韋斯與馬杜羅政府，同時淡化美國制裁所扮演的破壞性角色。也許人們會期望並非所有人都想要戰爭。在最好的情況下，他們可能想像馬杜羅及其核心圈子會承認失敗並自願離開國家，而軍方將領導一場反政府起義，或者馬杜羅會被美國軍事行動「外科手術式地」移除，並由2024年選舉的合法勝利者馬查多取而代之。

這種想像包含著這樣的想法：透過促成一場無痛的民主轉型，使查韋斯主義與馬杜羅主義不復存在，從而讓委內瑞拉人免於更多集體苦難，並使他們能夠回國重建國家。某種「委內瑞拉例外主義」——作為我們「富裕」石油國家的歷史的一部分——或許正在引導這些一廂情願的想像；但歷史警告我們，這是一種極不可能發生的情境。

委內瑞拉的政權更迭，在美國重新獲取對拉丁美洲的帝國影響力的策略中，仍然是不明朗的位置。這可能只是被強加在向美國選民展示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的復興的努力上，以對抗如中國、俄羅斯等強大競爭者、重新奪回美國在拉丁美洲的影響力。美國最近明確表示要重申並執行門羅主義，以恢復其在西半球的主導地位並排除非西半球競爭者的影響。

如果推翻馬杜羅（委內瑞拉反對派之前多次提出，但低估了政府對軍隊的控制力，如今大多數人處於流亡狀態）並非這一策略的真正核心呢？如果馬杜羅在這些武力展示後仍然保持權力，使其演變成一場曠日持久的「全面」封鎖，持續扼殺委內瑞拉經濟（類似古巴的情形），那麼美國干預主義的極限，以及委內瑞拉右翼反對派所倡導的策略將會徹底暴露。

為什麼美國不能也不會救我們？

支持馬查多觀點的一些人，是如今身在海外的委內瑞拉人，他們經歷了特朗普第二任期內提出的種族歧視性反移民政策。至少，他們可能有些親屬，因這些政策而顛覆生活。最明確的例子是2025年取消對委內瑞拉人臨時保護身份（TPS）——這是一項重要的移民福利，使大約60萬委內瑞拉人自2021年以來得以在美國合法居住並定居。諷刺的是，結束TPS的理由是，該國的條件已「顯著改善」，這似乎與委內瑞拉是由毒品集團的相矛盾。

儘管存在這種明顯的矛盾，特朗普總統在一件事情上始終如一：他對委內瑞拉人和所有非白人移民的仇恨。2025年3月，250名被指控為屬於Tren de Aragua幫派的年輕男子遭到非人道且公開的驅逐——這是一項未經證實的指控，該指控被用來為這些男子在沒有任何正當法律程序的情況下被不公正拘留、驅逐和酷刑辯護——他們被送往薩爾瓦多的超級監獄CECOT，這是去人性化過程的又一例證。特朗普公開表示委內瑞拉政府應對向美國輸出罪犯和毒品負責。

可悲的是，這種敘事在部分居住在美國的委內瑞拉人之中得到了複製，並在2021年大多數乘坐飛機並持簽證抵達的TPS群體，與2023年主要通過達連峽谷（Darién Gap）抵達的TPS群體之間，形成區別。後者被視為在美國給委內瑞拉人帶來惡名的「邊緣人」。

不論這些被部分委內瑞拉人藉以聲稱他們值得留在美國的種族、階級與性別方面的細微差別，特朗普政府將所有委內瑞拉人一概視為罪犯，已妖魔化了所有委內瑞拉人。因此，認為同一個政府會為委內瑞拉帶來和平與民主，不僅令人困惑，而且完全自相矛盾。

需要練習政治想像

多年來，因為疲於應對和克服危機的多樣化和常態化，加上近年來被強化的沉默，委內瑞拉人對這場危機的主權性回應——不論是超越政府提出的解決方案，還是右翼反對派的方案——都非常有限。要發展這種能力，將需要一種政治想像力的實踐、大規模動員人們超越現有路徑，以及大量集體對話與療癒。

但問題仍然存在：生活在美國、委內瑞拉及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的普通人，是否對這一切有任何發言權。

當我們困在這場衝突中，又試圖在世界各地越來越敵對的環境中生存時，考慮這一龐大任務似乎是烏托邦的。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一個真正的民主與主權性回應，將需要跳出政治精英已經呈現的路徑，這些精英的利益並不與大多數承受著衝突後果的委內瑞拉人一致。

一些拉丁美洲國家，如墨西哥、哥倫比亞、厄瓜多、秘魯、智利和巴西，也因大規模且意外的委內瑞拉移民潮而受到負面影響，在這場衝突中有利害關係。然而，他們在很大程度上遵從了右翼戰略，即切斷與委內瑞拉政府的聯繫，有些甚至切斷外交關係，使得委內瑞拉及其居民成為區域棄兒。這些策略非但未能削弱馬杜羅政權，反而使委內瑞拉移民的生活更為困難，並在接收國中鼓勵了排外反應。

此外，如果所謂的軍事策略真的是為了遏制毒品走私、赴美移民，以及重新收復美國在南美的勢力，那麼來自該地區的統一回應也是有必要的。歐盟也有一個重要角色，但目前似乎仍在追隨美國。

當這條替代路徑變得更加明顯時，海外和國內的委內瑞拉人應更團結，國際行動者也將圍繞委內瑞拉及地區的和平與集體福祉共同集結。

然而，我們首先必須承認，在一部分委內瑞拉人當中，有令人困惑的對美國干預的渴望，以及委內瑞拉人多年來應對的關於經濟與政治危機的多種解釋。說制裁對該國造成了負面影響，並不必然否認馬杜羅政府的貪腐、經濟管理不善、缺乏問責、人權侵害與非民主的做法。

相反，這些過程必須被視為是彼此相關的。我們還必須清醒認識馬杜羅在物質與象徵意義上的權力掌控。政府工人低工資是有其結構性原因的，由政府／軍方促成的恩庇網絡以及日常層面的腐敗，已成為委內瑞拉的基本生存策略。因此，我們不能忽視那些由於武力變化而在忠誠或失望的查韋斯主義者及現政府支持者當中所引起的合理恐懼——他們不會支持目前所提出的「民主轉型」。我們還必須認識到，在委內瑞拉和美國政治中普遍存在壓制與恐懼，這些因素阻礙了對當前威脅的任何形式的統一回應。

在我們失去所有政治能動性之前，如果我們要理解並思考真正能解決普通委內瑞拉人的苦難的方案，這些真相必須同時被考慮。如果這是所有委內瑞拉人的清算時刻，我希望教訓是：戰爭不能成為選項。

美國軍事干預只會在該國與該地區造成更大的破壞。馬杜羅那誇張並被嘲笑的蹩腳英文信息，「不要戰爭，要和平」，如今已在社交媒體上廣為流傳並引起深刻共鳴。需要重申的是，美軍的推進及其已造成的不公正和不必要的死亡，只會加強馬杜羅對軍隊的掌控、並提升他的民眾支持，尤其是若接下來人們期待的政權更迭未能實現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