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今年8月初浸大清潔工成功爭取加薪，到近月工友英姐無端被要求「自願離職」，也在事件曝光後迅速獲得回應，兩者均有賴工會及時介入。近幾年公民社會急劇萎縮，工會也受到嚴重影響。為何彷彿處處受限的工會，仍能在事件中發揮顯著影響力？在勞資關係不對等下，職場改變明明非常困難，為何弱勢的清潔工人能夠持續與僱主爭持？或許，可以先從浸大清潔工潮的發生過程及背景說起。

浸會大學的組織工作

今年7月中旬，工會從個別會員得悉，浸大清潔承辦商將從8 月初由「惠康」轉為「莊臣」，但莊臣卻遲遲未有交代新合約條件。工會職員、理事及義工開始到校了解情況，同時莊臣宣佈新合約條件，月薪只加0.32元，引起工人強烈反彈。於是，工會鼓勵工友集體討論，凝聚共識爭取更佳待遇。最後，莊臣在罷工行動的壓力下，答應每月加薪$500。工友的靜坐行動未及半日，即告凱旋。事情說來平平無奇，歷時不及兩星期，也沒有轟烈的行動畫面。雖然加薪幅度不多，但在經濟下行的形勢下已算不錯。

工會在浸會大學的組織工作，已經長達20年。2000年初，勞工團體聯合學生組織，紛紛關注院校外判基層工人的處境。較多人熟知的範例，是至今仍存在的中大女工合作社。2003年獨立註冊的清潔服務業職工會，也是在差不多時間開始關注浸會大學清潔工的情況，甚至曾經一度考慮籌組合作社。當時浸大清潔工每天工作10小時，但月薪僅$3,800港幣，在眾多院校中墊底。2004年9月，工會更聯同學生組織遊行到政府總部，要求訂立最低工資和8小時工作制。對上一次工潮是2017年，清潔承辦商由莊臣轉為惠康。當時莊臣拒絕支付遣散費，加上工人不滿惠康提出的合約條件，最後觸發短暫罷工，最後成功爭取遣散費及改善新合約安排。從中亦可見，浸會大學每逢更換清潔承辦商，都會鬧出風波。

成功爭取的前提

其實，基層工人面對的困境，包括職場欺凌、無理解僱、拖欠工資，或者在經濟下行時凍薪或減薪，可以說非常普遍。在人力物力限制下，工會能夠知悉並且及時支援的個案，不過是冰山一角。最後能夠成功爭取，並且透過傳媒為社會大眾所認識的案件，更加是屈指可數。究其原因，很多時並非因為客觀條件上爭取機會渺茫，而是工人在無數的挫敗經驗中，往往已經養成習得的無力感。既不相信集體行動能夠改變現實上嚴重傾斜的勞資權力關係，也不相信同事之間能夠甘冒得罪管理層的風險，衷誠合作共同爭取集體權益。資方及奉行資方意志的管理層，固然會在職場上積極渲染「改變不可能」的氣氛；基於無力感而拒絕行動的工人，也會因為心理防衛機制，向有意行動的工人潑冷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