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談及美國政府對以色列的政策時，所謂「美國猶太社群遊說組織」（例如AIPAC）的影響力向來引發許多爭辯以及想像。但晚近半世紀以來，形塑政策、左右大眾論述的主要力量其實不是美國猶太社群整體的意向，而是極少數擁有美國猶太社群「代表權」的頭人。

這個觀點來自史丹佛大學歷史學博士﹑新聞學教授和資深媒體人Eric Alterman。身為美國猶太裔的Alterman在2022年底出版《We Are Not One: A History of America’s Fight Over Israel》一書，廣泛引用不同組織的檔案紀錄、不同人物的傳記資料，以及新聞報導、民調數據、其他歷史學者的研究，分析一個世紀以來美國社會、特別是美國猶太社群如何討論以色列。他的結論是：一群極少數人綁架了整個美國猶太社群，進而綁架整個美國社會談論以色列的方式。這些極少數的猶太裔菁英與以色列右翼政治人物亦步亦趨，而且近半世紀以來，美國猶太社群的組織「徹底不是民主產生：其效忠的對象是保守派金主，而非組織領導人宣稱自己所能代表的人群」。

這些少數金主不只有錢，更知道如何運用金錢影響政治，積極讓自己的聲音成為主流社會的主要參考對象，同時利用各種方法壓制社群內外反對的聲音。雖然以色列的猶太人遠比美國的猶太人更右翼，但多數時間，美國主流社會關於巴勒斯坦、關於美以兩國關係的辯論，卻反而比在以色列更受到壓縮，即使在《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美國自由派媒體上，對於巴勒斯坦觀點的陳述，甚至還比以色列的自由派大報《國土報》（Haaretz）來得更加單薄。原因正是這些寡頭金主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