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近期中國大陸連續出現了幾起性別事件，包括海棠同文作者被跨省調查、鄭州男同性戀被釣魚襲擊、紅姐（爺）偷拍事件、大連女生「有辱國格」事件、maskpark 偷拍事件等，雖內容各有各不同，但都涉及國家、社會及個體對性別、性行為、性取向、性別氣質等的規範與討論。我們不僅可以看到其中公權力的作為，也能從輿論討論中看到異性戀霸權在方方面面的規訓與引導。
端傳媒就多個現象發表評論文章，希望能囊括主要的問題意識。包括就海棠事件分析各界對弱勢性別群體的多重尋租、並就紅姐和鄭州打人事件分析男性群體的恐同的雙標和驅逐。本文為第三篇，從以上所提的多個事件中分析中國女性話語在辯護「正確的性」時跌入的陷阱。
在公共討論與女權的行動主義日漸坍塌的2025年，人們對性別議題的討論熱情終於由一系列事件引燃：安徽績溪、甘肅蘭州對海棠女作者的跨省抓捕、南京紅姐引起的全民狂歡、大連工業大學全網實名開除與烏克蘭電競選手Zeus交往的女生、maskpark偷拍房間。
當我們為政府對maskpark偷拍房間的視若無睹感到憤怒、認定烏克蘭選手Zeus才是應該被懲罰的對象，卻又為南京紅姐被刑事拘留而叫好時， 所忽略的一個事實是：中國大陸事實上根本不存在專門針對於偷拍的刑法，僅在《治安管理處罰法》第42條中規定，偷拍可處以最多十天的拘留並五百元以下罰款。
換句話說，無論我們所期待的、反對的，還是已被刑事立案的案件，都是刑法中的同一條，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64—367條「傳播、製作、販賣淫穢物品罪」。較之於韓、日、港、台關於偷拍的專設條目，中國大陸作為「妨害社會風氣罪」之一的「傳播、製作、販賣淫穢物品罪」，在許多時候表現為將性作為一種管控手段，而非將人視為保護對象。這類管控背後的邏輯，是一個父權制政府對異性戀單偶制以外的情慾關係的本能敵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