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台灣大罷免第一波投票結果出爐，24名國民黨立委及新竹市長高虹安全數挺過罷免；對此形同遭到「完封」的結果，可以這樣理解：從動員的能力來說，同意罷免的一方不及2024總統大選中的賴清德，而反對罷免的一方又能超越去年的侯友宜。

進一步來說，同意罷免方無法發揮己方全部的實力，無法完美重建賴清德、蕭美琴2024年競選總統時的選民群體，遑論有所擴張。由於罷免有25%得票的制度性門檻，這代表罷免方在大部分選區已必然無法取勝。而國民黨的立委們還進一步發揮了超越「正藍軍」的實力，吸引部分去年投給柯文哲的選民支持，即使這些被吸引的柯文哲選民只是少數，一來一往之間也讓國民黨立委更加安穩。

為何如此？在說服人們跟自己一起行動之前，必須先說服人們接受自己對問題的診斷。而在選戰過程中，罷免方所給出的「主要診斷」是在野黨勾結中國共產黨，台灣人民必須緊急自救。而的確，台灣絕大多數選民並不信任中國共產黨，大罷免所要爭取的目標選民更並不欣賞國民黨、民眾黨，但這不等於他們同意罷免方對問題的「診斷」，認為在野黨立委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內應，進而構成急迫的威脅。

更長期來說，大罷免的結果對台灣政壇帶來至少兩項訊息。首先，民進黨對國民黨的指控不能夠再仰賴親共賣國的「敵人論」，而必須另外尋找更合適的理據，或是其他更寬廣的論述。支持罷免方真心相信在野黨有意賣國，因此感到疑懼與憤怒，也因此抱著極大的熱情投入罷免動員。然而，從政治溝通的角度來說，民進黨領導人若要主動領導，必須找到能號召更多選民的論述，否則將無法組成足夠大的選民聯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