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近期中国大陆连续出现了几起性别事件，包括海棠同文作者被跨省调查、郑州男同性恋被钓鱼袭击、红姐（爷）偷拍事件、大连女生「有辱国格」事件等，虽内容各有各不同，但都涉及国家、社会及个体对性别、性行为、性取向、性别气质等的规范与讨论。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其中公权力的作为，也能从舆论讨论中看到异性恋霸权在方方面面的规训与引导。早前，端传媒已就海棠事件分析各界对弱势性别群体的多重寻租，接下来也将串联这系列事件发表两篇评论，希望能囊括主要问题意识。本文为第一篇，敬请关注。
2025年7月，中国社交网络上接连爆发两起与性别与性取向密切相关的舆论事件，迅速成为全国关注焦点。一起发生在郑州人民公园，一群男性通过假扮同性恋者在社交软件上引诱他人见面，继而对受害者实施围殴、羞辱并拍摄视频传播。这种“钓鱼式”暴力不仅具有人身攻击的恶性特征，更通过以“你是1还是0”的方式羞辱受害者，将性取向本身转化为“被惩罚”的理由。而另一件事则发生在南京，一名化名“红姐”的38岁男性（被指派性别）焦某在社交平台上以“伪娘”形象活跃，与多名男性发生性行为并涉嫌偷拍传播，引发警方介入。事件随即引爆争议：在“骗炮”“破坏家庭伦理”的标签下，焦某被迅速妖魔化，而参与互动的多名男性则被官媒视作无辜“受害者”。
表面上看，这两起事件分别涉及暴力犯罪与隐私侵犯，但更深层的共通之处在于它们共同触及了当代中国社会对性别越轨与非主流欲望的高度防御性反应。在郑州事件中，男性群体借由对“同性恋者”的猎捕和羞辱，强化自身的异性恋男性认同；而在南京事件中，“阿红”所代表的非典型性别表现者则被迅速纳入社会的“污秽他者”之列，成为主流价值想象中的威胁对象。两起事件中受害者身份的模糊、攻击者行为的正当化、性别边界的重新划定，共同勾勒出一幅关于当代中国性别秩序的复杂图景。
本文试图从三条分析路径出发，剖析这两起事件背后的性别政治机制：首先，借助Eve Sedgwick关于“同性间社会欲望”与“恐同症”的理论，分析郑州事件中暴力男性如何通过否定同性欲望来建构自身的异性恋男性身份；其次，引用Gayle Rubin“性阶序”与Julia Kristeva的“贱斥”概念，讨论南京事件中的“阿红”如何被各方驱逐和排斥，以维系异性恋家庭伦理和二元性别秩序的“洁净”；最后，通过Judith Butler的“性别操演”视角，反思两起事件中异性恋男性气质的重复操演及其防御性机制，探讨规范性男性身份如何依赖于持续排除性别越轨者而维系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