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编按：本文为“左岸文化”出版的新书，《女工之死：后工业时代，一则关于闹鬼和空间记忆的人类学叙事》的作者自序的部分摘录。这本书在2025年5月出版，以高雄一个少人研究的二十五淑女墓为对象，从它的历史和后来的叙事中，探讨后工业时代台湾女性劳工角色的公共敍事转变，并论及宗教人类学、“闹鬼”与幽灵研究、女性劳动史、记忆与纪念、城市研究与地方创生等议题。
因字数限制，本篇自序只摘录了前半部分，后半部分是关于本书结构的梳理。大致来说，本书共分三大部。第一部“缘起：逝去之人”描述当年的事故和时代背景，第二部“鬼魂地景”以民族志的形式，解读二十五淑女墓如何与地方、国家甚或全球等纪念尺度紧密相连，第三部“来世”则是探讨“纪念”一词的焦点如何从“场所”转向“行动”，重点不在于纪念的场所，而是纪念的过程。
- 弥漫于过往时日的气息不也有几许仍轻拂著我们吗？充斥耳边的话音里，不也回荡著现已无语者的回音吗？我们追求的女子难道不拥有她们已模糊不辨的姊妹吗？如果确是如此，那么历代先人和今日世代之间便有秘而不宣的约定，世间早已预料到了我们的降临。于是就和之前的世世代代一样，我们也被赋予了微弱的救世之力，过去在其中自有一定份量。
- ──华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论历史的概念〉
行经旗津的主干道，二十五淑女墓就坐落在道路一旁。一九七三年，二十五名未婚女性劳工在前往高雄加工出口区上班途中因渡船事故溺毙，集体埋骨于此。在汉人父系家族制度的脉络下，女性尚未结婚就过世，没有夫家的祖先牌位能让她们安息九泉，于是成了众人避忌的对象。她们化为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可能因而心怀怨恨，这样的想法口耳相传，让二十五淑女墓显得有些可怕，经过者往往避而远之。当地甚至流传，年轻男子夜里不应独自一人骑机车经过二十五淑女墓，否则可能会撞见想要找个丈夫的女鬼。二○○八年，距离渡船悲剧事故三十五年以后，高雄市政府在当地女性主义社群的呼吁下整修了二十五淑女墓，改建后的墓地命名为“劳动女性纪念公园”。渡船事件罹难者一开始到底为什么要合葬？这么多年过去之后，为什么还要挖出她们的遗骨，大费周章整修她们的安息之地？她们的生与死如何影响身边的人？她们周遭的社群如何形成对死者的共同记忆？这些记忆与过去、现在、未来如何连结？
我最早是在二○○八年听说二十五淑女墓的故事，当时是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的唐文慧教授告诉我的。唐教授是高雄市女性权益促进会（简称女权会）的成员，这个女性主义团体大力推动二十五淑女墓的整修及改名，唐教授本人也是淑女墓去污名化的重要推手。我后来又发现，早在国家和女权会介入之前，罹难者家属就已主动著手改变大家对逝去女性的观感，借以改善已逝亲人与生者的关系、照顾在世家人的福祉，这让本来就对这个故事好奇的我因此更加感到兴趣。过世女性的父母怨叹自己没帮女儿找到丈夫，未能善尽亲职，又可怜女儿的魂魄无家可归，于是转向民间信仰的神明寻求指引。他们找上乩童，乩童告诉他们，过世的女儿如今是观音菩萨身旁的侍女。因此这些女性不再是孤魂野鬼，而是即将登仙成神的悟道者。乩童还建议父母为在渡船事故中丧生的女儿装金身，以合乎她们的神圣地位，接下来还可以将金身迎入家门，让家人在家中祭拜，因为她们不再是必须拒之门外的未婚女儿的鬼魂，而是地位崇高的神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