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21日之元朗事件，堪称香港“反逃犯修例运动”（或称“反送中运动”）的分水岭。当晚，为数大约一百名与亲北京团体或人物关系密切^[1]的白衣人，手持绑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藤条、木棍和其他武器，以“保卫元朗”为名，聚集于香港铁路元朗站内，对民众展开无差别的凶残袭击。香港区域法院法官叶佐文裁定部分白衣人暴动罪成时形容，此为“无的放[矢]的集体私刑”^[2]，并于其后总结，这些白衣人“向车站范围及车厢范围的人无差别地刻意作出威胁、挑衅及袭击行为，目的是要令对方受惊及身体受到严重伤害，一些人的身体也确是受到严重伤害”^[3]。

然而，香港警方当晚迟迟未到场介入^[4]，令人质疑其是否默许暴力行为，彻底改变了社会大众对香港警队的认知，而且是次在公共交通工具发生的无差别袭击在香港社会造成广泛“道德震撼（moral shock）”^[5]，使示威者的激进行动越加获得正当性和（尤其是基层）市民支持^[6]，从此成为民众动员对抗当局的重要触媒。事后多份警政和传播学文献指出^[7]，元朗袭击事件引发了对白衣暴徒与警方的双重愤怒，抗议对象开始从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转向对抗警方权威。警方未能迅速制止疑似三合会成员的暴力袭击，被广泛解读为警方与黑社会之间存有故意且腐败的勾结，民众对警方合法性的信任迅速崩溃，进而推动社会的激进化。

讽刺地，区域法院法官陈广池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诉林卓廷》^[8]一案中，竟指当日于元朗站付费区闸内范围被大批白衣人袭击的市民，其中包括时任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因曾与白衣施袭者对峙或尝试掷物、射水还击，所以同属暴动一员。陈法官达至此结论的推论过程不但充斥原则性与逻辑错误，更未能正视事件中一众“非白衣人”被告人所面临的即时且非法暴力威胁。依据普通法，自卫是一项普遍适用的辩护理由，允许个人在遭遇非法侵害时，采取合理且必要的防卫措施以保护自身及他人安全。

在元朗事件中，被告人身处突发的暴力情境，面对白衣人的无差别袭击，其反应乃出于保护自身及他人的合理需要。本文批评，陈法官以事后孔明的标准，苛求被告人的行为，忽略其作为普通市民在危机下的自然反应，对自卫行为之必要性与相称性未能准确判断，判决存有严重法律误解，未能适切反映事件背景与法律原则。执笔之时，《林卓廷案》中全数七名报告人都已提出上诉，陈法官的误解若不予匡正，长此以往将致使公民将来在目睹弱者受攻击时，不再敢挺身而出相助，唯恐自身反成检控与惩罚的对象，实乃社会公义与法治之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