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呂美特在67年前用一部《十二怒漢》用一場辯論讓觀眾體會到了美國司法制度的優越先進，那麼如今94歲高齡的伊斯特伍德則用《二號陪審員》從根本上拆穿了民主社會的這一「美好幻象」。在這部很可能是其生涯收官之作的作品中，伊斯特伍德選擇將敘事和主題同近年來的作品相倒置，拋棄了「偉大光榮正確」的小人物作為故事的核心，反而通過一位無形中成為施害者的人物展開闡述，將善良與道德的邊界推到了一個極為晦冥的境地。影片儘管以陪審團制度為題，卻並未止步於制度本身的辯論，而是從陪審員個人出發，橫向審視法院、檢察官、律師、被告與警察等司法體系的運作環節。以人的「私心」為錨點，揭示了公平與正義這些理想化的客觀系統在面對人性介入時的脆弱本質。

道德的困境

《二號陪審員》對善與惡的模糊探討並非孤立現象，近年幾部關於「施害」的電影同樣深刻呈現了人性選擇中的複雜一面。濱口龍介在《邪惡不存在》中以溝通的無效性為切入，拋出了「如果每個人都是沒錯的，那麼惡到底是從哪裡來的？」這個問題。歐容的《秋日何時來》用一場全場緘默的態度和美好結局的表象掩蓋了一個女人的死亡真相。而《二號陪審員》同樣在一種極端的設定和道德困境裏讓觀眾見證了主角從「善」變為「惡」的掙扎，一步步走向了那個有利於自己的選擇。導演沒有用簡單的二元價值觀來審判角色，而是以一種冷靜而審視的目光，揭示善良的普通人如何在恐懼與私心的驅使下，逐漸向「惡人」的轉變。

從未深入調查便草率抓人的警察，為了職業晉升而利用案件的女檢察官，為了尋求存在感隨意指認兇手的老人，質疑男主行為卻更希望被告遭受惡報的陪審團成員，甚至為了包庇丈夫選擇相信謊言的妻子——都是促成惡意和不公發生的重要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