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會不再僅僅是體育活動，也是一個充滿各種現實和文化政治的場域。在剛過去的巴黎奧運會中，全球觀眾對運動員表現以外的各種議題的關注度，是前所未有的高漲。而華文圈子裡最能挑起廣泛討論和爭議的，莫過於有關國族身份的話題。

從中國內地的小紅書式民族主義，到台灣受運動員得獎而引發的群情激昂等等，相對來說，香港輿論中受奧運催化而挑起的集體情緒，則相對複雜而曖昧。歷史角度看，長期以來，香港人欣賞體育項目是相對較「去政治化」的，國族、集體身份認同色彩遠不及中國內地；香港人從香港運動員表現和成績中投射出認同感，一方面跟香港運動員水準不斷提升有關，另一方面自然也跟香港人本土身份認同的發展脫不了干系。

然而，我們亦不能忽略一點：相對於中國內地長年以來自舉國體制的方式將體育作為民族主義建構的手段，香港人在體育活動中所建構的集體認同感，依然是一種從下而上的緩慢累積；而與其他不同社會實踐範圍不同的是，觀眾對體育的投入不必然全部來自族群身份認同，例如民族主義，也包含著各種不同的情感，例如在個人層面對特定體育項目的熱情，或在普世層面上對於體育精神（sportsmanship）的尊重。

今屆奧運中，香港人對香港運動員得獎的各種複合反應和情緒，其實並不僅只源於近年香港的政治生態，亦跟多年以來香港人觀賞體育活動的傳統和習慣有關。箇中演變，正是本文試圖梳理的一段香港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