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3年冬天，端傳媒特約撰稿人王磬到訪了烏克蘭，專訪了一系列仍然留守在烏克蘭的人。他們中有政府內閣高官，有諾貝爾獎得主，有聯合國駐烏克蘭的官員，他們的堅守對烏克蘭意義重大。端傳媒在俄烏戰爭兩週年專題推出本次系列專訪，從公民社會、移民、戰時經濟等多個角度，展現烏克蘭戰後兩年的社會肌理。

2022年的春天，與俄烏戰場的炮火一同登上國際媒體頭條的，還有來自烏克蘭的難民潮。人們不會忘記，在戰爭爆發的前兩週，數百萬烏克蘭人為了躲避戰火，穿越國境，逃入歐盟，到達波蘭、匈牙利、捷克，或是更遠的德國、英國，甚至是美國。

這是歐洲在二戰之後出現的最大規模難民潮。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數據，截至2024年3月，共有598萬烏克蘭難民進入了歐盟。接收了最多烏克蘭難民的歐盟國家是德國，有140萬；其次是波蘭，為100萬。這些難民中有90%都是女性與兒童。由於烏克蘭的戰時法令，成年男性沒有特殊情況不得離境，在這些進入歐盟的烏克蘭成年人中，85%都是女性。此外也有一定數量的烏克蘭人逃往了歐盟之外的國家。截至2024年3月，全球約有648萬烏克蘭人。同時，約有120萬烏克蘭人居住在俄羅斯，但他們不一定都記錄為難民的身份。

而在烏克蘭境內，東部前線的烏克蘭人也大規模逃到中部、西部。在國際通用的慣例中，這個群體被稱為「國內流離失所者」（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簡稱IDP），與逃亡國外的「庇護申請者」（asylum seekers）或是「難民」（refugee）相對應。早在2014年烏東衝突之後，烏克蘭就開始出現 IDP 危機，許多來自克里米亞和頓巴斯地區的人離開了家園。2022年的全面戰爭加劇了這一流動，根據 Relief Web 的數據，截至2024年2月，烏克蘭全境註冊在案的 IDP 共有350萬人。從性別上來看，其中61%是女性，39%是男性。從年齡上來看，其中27%的 IDP 是小於18歲的未成年人，20%的 IDP 是超過60歲的老年人。從健康程度來看，4%的 IDP 正在遭受着某種程度的殘疾。

隨着戰爭進入第三年，烏克蘭的難民潮也出現了新的面向。一方面，許多烏克蘭人選擇回到家園。根據《基輔獨立報》的一項調查，截至2024年1月，共有450萬烏克蘭人返回了家園。這個數據既包括從國外回來的難民，也包括IDP。其中100萬人回到了基輔市，75萬人回到了基輔州，75萬回到了哈爾科夫州。

這既有戰事局部緩和的原因，也部分得益於烏克蘭政府的努力。烏克蘭經濟部副部長索博列夫在此前接受端傳媒採訪時就表示，讓流失海外的人才回國參與重建，是烏克蘭政府的優先事項之一。另一方面，國際局勢的動盪也給烏克蘭的難民援助和移民回潮帶來新的不確定性。在歐洲，由於烏克蘭難民的大量涌入，對當地生活資源帶來了一定的擠佔效應，與戰爭初期的同仇敵愾相比，在過去一年中，不少歐洲國家出現了反難民的浪潮，宣揚反移民綱領的民粹政黨獲得大量選票。同時，隨着加沙衝突的加劇，國際對於戰爭和難民議題的關注焦點大量轉移到了中東，而對於烏克蘭難民的報道則很難再登上新聞媒體的頭條。

「被遺忘是烏克蘭人最大的痛苦、最深的恐懼之一。」聯合國難民署駐烏克蘭代表卡羅琳娜·林霍爾姆·比林（Karolina Lindholm Billing）在專訪中這樣告訴端傳媒，「我的工作的重點之一，是讓世界上的人們也能感受到烏克蘭人仍然感受到的痛苦。我們希望幫助他們不被遺忘。」

瑞典人比林自2021年5月起開始擔任聯合國難民署駐烏克蘭代表。在此之前，她曾有過在多個衝突國家工作的經驗。她在基輔上任還不到一年，俄烏戰爭全面爆發，她也親身見證了烏克蘭難民潮的全過程。開戰兩年，她的工作足跡踏遍了烏克蘭的所有州市，特別是深陷戰火的盧甘斯克和頓涅茨克。在不同的地區，人們見到她的第一個問題常常是，「你認為我們會被遺忘嗎？」

她告訴端傳媒，聯合國難民署在烏克蘭的工作團隊，從戰前的95人變成現在的380人，規模上漲了接近四倍的背後，是援助需求的激增。據她和團隊的調研，戰爭爆發快兩年之後，絕大多數人——76%的烏克蘭海外難民和82%的境內流離失所者——都渴望返回家園。其中，安全是最主要的考慮。此外，住所缺乏保障、社群支離破碎、心理缺乏疏導等，都是烏克蘭人在重返家園的過程中常常會遇到的問題。

比林認為，戰爭難民已經成為了一個全球性的、跨越國界的難題，而遭受戰爭衝擊最嚴重的往往是社會里最脆弱的普通人。國際社會對他們保持持續性的關注，讓他們知道自己沒有被遺忘，有助於他們獲得力量、重建家園。

以下是訪談全文，刊發時有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