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十年，我們目睹中國在習時代下進入兩重「新常態」。一方面，中國經濟在後金融海嘯時期增長放緩，但中國經濟已達到的體量帶來西方世界的懷疑和反制；另一方面，中國政治回歸列寧式黨國體制的傳統，加強黨的全面領導，重新強調組織工作和意識形態。

在這種局面下，私人企業和私人企業家——一種被原教旨共產黨厭惡和敵視的階級，和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執政共產黨有著怎樣的關係？這種關係和過去有何異同，未來將邁向何方？這些問題，觸及習時代中共的政治特質，以及中國政商關係的核心。本文從「利用、限制、改造」的角度切入，以最新學術研究、黨和政府領導人講話、政策文件、經濟数據和重大政經事件為基礎，梳理習時代下的黨和私企關係的發展軌迹和新生事物，並展望之後的走向。

團結+利用：「五六七八九」

在後天安門事件的三十多年以來，中共和私人企業的基本關係是，黨放手讓私人企業蓬勃發展，高度依靠其在國民經濟的作用，而壯大的私人企業亦鞏固中共以經濟增長為支柱的績效合法性。在習時代，儘管「民營企業退場論」一度甚囂塵上，但習近平大抵延續和深化，而不是割裂了過去黨國「團結+利用」私營企業的策略，以此滿足黨國的現實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