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爆發以來，中文輿論場中有一種聲音：生命無價，所以不惜代價防止病毒傳播是完全值得的。確實，對每一個個體而言，自己的生命是無價的。但宏觀政策的現實並不如此温情：生命是有價的，甚至還可以被相當準確地量化。公共衞生學的一個基本前提是人類社會可以用於延長生命、改善健康的資源是有限的。在相同的經濟成本下，設計良好的公共衞生政策可以為更多的人帶來更有質量的生存時間。
如果中國社會真誠認為生命和健康在價值序列中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那麼中國的醫保支出應該遠超各種公共事業經費。但實際上，中國2020年的基本醫保支出僅略超過2萬億人民幣，不到同年總GDP的2%，在各項政府支出中排在前五以外。與此同時，中國的醫護人員人力價值被長期低估。對理性的社會而言，「生命無價」恐怕只是大而無當的情緒化表述。任何可持續的公共衞生政策都需要分析其成本和效益。
在上海進入「全域靜態管理」之前，中國Covid防控體系存在兩種代表模式：上海的以高效流調為基礎的「精準防控」模式和以西安為代表的「封城模式」。在奧米克戎（Omicron）進入中國大陸之前，兩種模式都實現了「動態清零」。筆者認為，2022年3月底之前「上海模式」與「西安模式」根本的差異，在於「上海模式」明確承認清零是有民生代價的，包括經濟停滯、失業增加、物資緊張、乃至普通人的精神創傷和無法統計的機會成本。而這些代價應該成為抗疫決策考量的一部分。價值和認知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具體手段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