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學第一個讓人震驚的消息：我們摯愛的人類學家和無政府主義夥伴 David Graeber 走了，終年59歲。這樣的年紀，以思想家來說，死得有點太早；以行動者來說，死得有點晚。儘管我未有機會和 Graeber 碰面，但對我這樣一名人類學學生和深受無政府主義影響的行動者來說， Graeber 的理論與實踐一直是重要且罕見的思想及行動資源。不論 Graeber 走得是早還是晚——都是可惜和難過。

作為人類學生：在佔中時讀《為什麼上街頭》

本著「We Are The 99%」（佔領華爾街口號，Graeber也參與了這口號的創作之中）的精神，重新「佔領一切」，其實是一種最直接的行動，去奪回本來屬於99%的社會，然後另立秩序。

我是一名受無政府主義感召的NGO組織者、人類學畢業生及運動者。在香港佔中運動爆發的時候，我和同學無法不或多或少地、既模糊又宏觀地想：到底人類學的知識和方法，可以怎樣幫助我們去理解運動？在佔中三子多次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的情況下，在香港NGO界及社運力量被壓抑、消耗而渴望爆發的那個當下，怎樣使得「佔領」這種運動模式發揮它最大的潛力，而不只是一次動員力的展演？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中，無政府主義味道濃厚的論述，可否為香港帶來什麼啟示？而人類學，是否能提供什麼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