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当我们谈论一二三线城市的时候，我们关心的到底是什么？这样的城市等级话语背后具体隐含了什么未被言明的信息？在今天这篇文章里，1964年和2016年两次成为 “三线城市” 的泸州被放上前台。我们发现，关于城市等级的话语内蕴含着不断变迁的城市政治经济、地缘政治格局和领土安排方式，这是类似泸州这样的 “寻常城市” 带给全球城市研究的启示。

近年来，“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等城市等级分类术语愈发频繁地见诸中国的媒体与大众话语。将城市分为若干“线”（在目前的标准中一共六“线”）这个由《第一财经周刊》创建的话语体系，其影响已经远超出了其原初设定的“城市商业魅力”的范畴，成为大家在政策、学术和日常讨论中定位城市、乃至城市自我定位的一种重要参考体系。但以“线”对全国进行划分的体系并非全新创制。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1964年，中央就曾作出“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在官方层面将全国分为三“线”，并将“一线”的工厂、研究机构和高校等，全部或者一部分迁往“三线”地区。

如何看待这两个同以“线”为名的分类体系？从它们之间的差异中，我们可以解读出城市治理逻辑的何种变化？它们是否也暗含了某种内在一致的逻辑？我们的这项研究就试图对这些问题做出初步回答。本研究选取了四川省泸州市作为研究对象。在2016年的“城市商业魅力”榜中，泸州市被划为三线城市（仅此一次）。而在 1965年，作为“三线城市” 的泸州安置了三家来自“一线”地区的内迁工厂。这双重“三线”城市的身份，使之成为一座可能帮助我们探讨和解剖城市等级话语的绝佳案例。在这里，通过对一座在文献中几乎从未被关注的中国“三线”城市的讨论，我们也希望能对全球城市研究中有关“寻常城市”(ordinary cities) 的反思提供新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