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未能亲历文革的人回看文革時,经常会忽略一个和当代现实密切相关的维度——文革不只是特殊时期意识形态的产物,也是青年就业困难、贫富差距扩大的一种典型社会后果。
很多社会史学家都指出,经过了大跃进失败和“三年经济困难”,中国进入财政紧缩、岗位减少阶段,又恰逢建国后婴儿潮一代长大成人。大量“待分配青年”、“街道青年”、“社会青年”目睹有限岗位被特权阶层和红五类垄断,很容易受到“造反有理”宣传的激励,投身到暴力改造社会的运动中。尽管最后红卫兵一代未能成为社会主人翁,而是作为“不稳定因素”承受了上山下乡的命运,但毛主义乃至整体左翼激进思想中反权威、反官僚、重视青年的部分,仍继续吸引着后代对社会失望的年轻人。
《端传媒》
由于民众被“民族”所替代,在20世纪的中国国家思想中主权在民、国民主权的口号变成了一纸空文。
民族主义之所以一直能够在中国(汉族)社会找到巨大市场,与百年前它从日本导入中国时所鼓吹的“单一民族国家”思想的途径有关。
“香港人在台湾生活,很容易被问你的中文讲得好不好?这个中文指什么?因为在香港很多人讲粤语,那么他们指的就是普通话。”
我们需要探索和建设一种更有生机活力、也更具适应性的共同体,维护其边界和自治,同时保持对外部的开放与合作。
“有身份的人士与暴政同流合污的危害,远远超过平头百姓在暴政下唯唯诺诺地苟活于世。”
“知识人可能也要调整一下自己的立场,不要把大众的阅读习惯、生活方式仅仅当作批判对象,也要尝试去适应它。”
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1964年,中央就曾作出“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并将“一线”的工厂、研究机构和高校等,全部或者一部分迁往“三线”地区。
毛主义在当代中国或许仍有激励激进抗争的潜力,但其内在权威结构往往遏制这种潜力,甚至提供收编、控制和镇压的渠道。
“(反)政治正确”这个说法,本质上是一种修辞或话术,旨在通过偷梁换柱的方式混淆问题的焦点、转移公共讨论的注意力,所以我们不应接受“政治正确”这一词汇对语言的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