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黃之鋒、周庭、譚文豪、區諾轩等至少8名政治人物、議員同日被捕，而前一天831集會申請人岑子杰（民陣召集人）和「光復元朗」活動申請人鍾健平在公共場合先後遇襲；警方繼批出831集會反對通知書後，繼而禁止公眾以維園賞花、自由行、宗教遊行等名義集會；前特首梁振英呼籲調動體制內外「一切常規和非常規力量」，與「暴力分子和他們的主子金主們鬥爭到底」，同日，路透社發出獨家報道，引述高層消息指特首林鄭月娥曾於7月中至8月7日前向中央呈交一份習近平知悉其存在的報告、討論五大訴求各自可行性，唯所有訴求一概被拒而中央要求香港政府take more initiatives，而香港政府已開始為《緊急法》吹風，建制派消息則指目前策略是「拉到無人為止」……8月30日的幾宗新聞結合近日風聲，既是數道民意炸藥桶，也揭開香港政府徹底變作中央傳聲筒的最後一層遮掩、間接印證「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帶來的決策研判機制的系統性偏離。警隊、中央和香港政府撕去遮羞布的動作本身，亦將公眾在恐懼與憤怒之下急遽增長的焦灼推向新層面。
在人大釋法5週年（8月31日）的「抗命」新紀元、在大規模逮捕和全民「被勇武」的高壓之下，8月31日的集會將以什麼形式收場、香港目前的動蕩局勢將因什麼契機轉圜/惡化，除了要理解一場無領袖的運動如何動員組織、一個以「和理非」抗爭著稱的社會如何重新認知具體暴力背後的系統性暴力、一樁本可以制度內途徑消弭的爭議如何「被街頭」如何「被勇武」如何「被全民化」，更要理解現階段鎮壓手段的背後理念、理解香港微妙地位帶來的畸形管制關係、理解十八大以來的強硬風格和中央政府顯著脫離香港現狀的決策機制，而這種偏差導向的最壞結果可能是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