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flix脱口秀節目《愛國者有話說》（Patriot Act）今年初的一集中，攝製組詢問兩個在美的中國年輕人，歷史書上是否有「六四天安門」事件。顯然這是一個「難題」，他們略作遲疑，搖頭表示書上沒提過。主持人哈桑（Hasan Minhaj）一臉「難以置信」地評論到，這就像你問美國高中生歷史書上是否有911，他們困惑地回答說：「911？是JayZ發布專輯《The Blueprint》的日子嗎？」

這短短的一幕，代表了三十年來六四在民主社會主導性的媒介鏡像。它往往不獨立出現，而是作為當前社會問題的參照系而存在。運氣好的時候，六四尚且被看成一場人道主義災難，運氣不好時，它就只是個用來嘲諷中國的笑料。當然，並非只有六四遭到了這般待遇。從拉美諸國的反政府抗議到中東的革命，將威權國家的群眾抗爭與革命他者化，作為己國民主的反面對照，構成了歐美社會常用的精神勝利法之一。

在1989後的前二十年，這種冷戰思維主導下的精神勝利法尚可被威權國家的行動者策略性地利用，來為資源匱乏的民主運動提供些許活動空間。然而，過去十年全球政治的極化、文化代際的更替，已經讓支撐海外八九六四論述的這套二元話語失去了大量群眾基礎。紀念方式的固步自封，加上媒體和商業力量的推動，也使六四在全球的群眾運動抗爭版圖上顯得越發孤立、無關緊要。在三十週年的今天，當脱韁的世界把後冷戰的自由主義共識遠遠甩下，我們需要新的力量和批判，新的盟友和想像，把被圍困的六四論述和時代光譜重新對接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