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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白信:「新大漢主義」的興起及其「內亞」意義——新疆紀行之二

「新大漢主義」在新疆的興起,與其說是出於對少數民族地區極端主義威脅地方穩定的憂慮,不如說是傳統漢地政權對邊疆統治缺乏信心的折射,而有意修改甚至放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改以強力的漢化政策為中心,推行漢民族主義的文化、經濟和社會政策。

白信:「新大漢主義」的興起及其「內亞」意義——新疆紀行之二
2018年11月8日,新疆喀什的一個“便民警察局”前的一個交叉路口,有一個穿著迷彩服及拿著棍子的男士。

【編者按】本文是作者2018年冬季新疆考察紀行系列之第二篇。第一篇請參見《凍結的堡壘城市,與消失的人——新疆紀行之一》

如果把「新疆模式」僅僅歸結為上述堡壘化的監控,可能真的過於簡單了,也忽略了新疆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新疆模式」,對中國乃至世界——至少「內亞」層面——的影響。

新大漢主義的監控依賴

新疆是「一帶一路」的起點區域,也構成當下中國的一個全球化節點。正如歷史學家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在他著名的《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一書裏斷言的,新疆雖然處在中華帝國的邊緣地區,卻是內亞的中心,任何異動都可能引發帝國的全局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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