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懷念金庸的時候，是在懷念什麼？這問題及答案都有點曲折。對作為大眾文化的武俠類型小說及電影，其所折射的集體慾望、心願、記憶、挫折與創傷，不能只作經典閱讀式的文本分析，筆者嘗試與當下現實對讀，望能讀解更多層次，以更好了解自身。

俠義

武俠小說現在真的少人看了，本來屬於大眾熟習的行文，現在已由於年輕一代不熟悉中國傳統文化而變得疏遠。以前讀金庸太大眾了，要批判地讀；現在連引人讀金庸都變成要絞盡腦汁的事了。

龔鵬程早已在《俠的精神與文化史論》中考證分析，許多古書中「俠」一詞，都未必必然指向正面質素，比如董卓就以交流廣闊稱「健俠知名」（見《後漢書》）。「俠」也有搶劫行旅的，也有淫擄婦女的，甚至有販賣人口的「俠」，不一而足。《史記．游俠列傳》中為「俠」定下一個不走正規但重承諾、輕生死的正面形象，重點在「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這是司馬遷「遭李陵之難，交游莫救，身坐法困，故感游俠之義，其辭多激」（董份，見《史記評林》）困頓之下的文學想像，份外有力——司馬遷帶著個人處境與文學想像為本「不入流」的「俠」賦予價值崇高感，跟隨對當下處境的感受和理解，一再詮釋出新意義。乃至於近代新派武俠小說中的「俠」，也多尊《史記》為宗，同樣包含當下的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