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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黃國鉅:在絕望充斥的香港,尼采思想有什麼啟示?

所謂「絕望政治」,就是在絕望的環境下,我們應該怎樣作政治實踐。因為希望本身和政治行動之間存在必然關係,我們去參與政治、投票、參選,總是希望行動會帶來改變,但如果我們明知沒有希望,甚至絕望,又有什麼可以驅使我們去行動呢?

黃國鉅:在絕望充斥的香港,尼采思想有什麼啟示?
2014年12月,金鐘添馬公園,遺下雨傘運動被清場的痕跡。

「雨傘運動」三周年之際,香港立法會民主派議員連番被取消資格、新界東北發展問題和「雨傘運動」抗爭者如黃之鋒等年輕人被判入獄等事件,導致香港政治氣候低迷,不少人感到無力、孤獨,甚至絕望。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的思想對這個時代有什麼啟示?

尼采思想的政治解讀與精神上的啟示

今天在香港談尼采有特別的時代意義。在華語地區,對尼采思想的接受過程往往有一層政治上的意義。例如,1980年代台灣解嚴不久後,陳鼓應等黨外人士曾在尼采思想和存在主義中尋求啟示;同時,中國剛剛改革開放,知識分子對尼采更是趨之若鶩,劉曉波曾寫過《形而上學的迷霧》一書,其中亦包含對形而上學的尼采式批判,表達出在政治高壓、集體主義、空洞的政治口號下,個人對思想解放的渴望。香港雖然在尼采研究方面出版了不少著作,如陳永明所著的《原來尼采》、劉昌元的《尼采》(劉是台灣人,但長期在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任教)等(註一),但主要回應個人生命的問題,把尼采思想跟存在主義、《莊子》、《逍遙遊》等放在一起閱讀,或以其作為反基督教的大旗手,而很少作政治上的解讀。如今一些香港人對尼采思想有所需求,卻是出於另一個原因:在絕望下如何進行政治實踐?

然而,把尼采與政治並提實在是個危險而又棘手的做法。我在寫作《尼采:從酒神到超人》的時候,已經盡量避免把尼采的哲學聯繫上任何政治解讀。然而,2014年5月此書出版之時,正值「佔領中環」運動「山雨欲來風滿樓」之際,書評者不約而同地把此書和尼采連繫上香港的政治氣氛。如劉況在《絕處逢生唯創造──抗命時代讀尼采》一文的開首和結論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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