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歌當哭，是必須在痛定之後的。如今所有人都正處在痛楚之中，自然沒有長歌的餘地。然而這並不妨礙在一片哀慟氣氛中，提前說些幾句未雨綢繆的話。

五日之前，和幾位朋友夜談，其間說到曉波先生，大家都覺得已經時日無多，陰陽永隔的那天不會太遠。我向蔡爺發問，如果這一天真的到來，我們作為後來人，還怎麼相信先生提出的「我沒有敵人」這個命題？如果說，這份最後陳述中，藴含先生自己的經歷、思考和情懷——甚至不排除策略考慮，但在九年的鐵窗生涯、和在肝病問題上顯而易見的人為迫害因素之後，再對後來人說「我沒有敵人」，是否過於迂腐？或者如譏諷之言所稱，你不拿人家當敵人，奈何人家拿你當敵人？

蔡爺具體怎樣回答，我已經記不清了，但他認為，即便有一天曉波不在了，這個立場仍然是正確的，也是我們應該繼續堅守的唯一可行方案。他援引了康德哲學和東歐轉型的經驗來論證這一點，都是我所不熟悉的，但記得自己很不服氣地反問了一句：「如果瓦文薩死在獄中、如果哈維爾死在獄中，如果曼德拉死在獄中，那麼波蘭、捷克和南非的歷史進程是否會就此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