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學磕頭，我九歲。我學着如何把我的雙腿向內斂、向下跌在我的中國祖父腳下。這一時，他決心教我一些有關我先祖的事，一些在我們相隔6794英里的三年中被我所忘卻的事。當我的頭碰到地板，我閉上眼睛，但一個影像——一個我就快相信值得我尊重的影像——仍留在我眼前，要求着我的崇敬。這個影像便是以一種特殊方式呈現出的男子漢氣——手臂放鬆地繞在胸前，兩腳叉開，臉上掛着一種有所保留的讚賞——我的祖父直到今天仍常常進入我的思緒，提醒着我：自從那時候起，我一直在磕頭。」

這是我去年為「政治宣傳、意識形態和民主」一課做助教時讀到的一篇學生論文的開場白。她描繪的「磕頭」情境常浮現在我腦子裏，有時主角換成了我——我童年時每逢春節都會上演的磕頭：祭祖和拜年 。在這一儀式下，似乎我就是她，她就是我，我們就是所有在這一儀式的規訓下長大的華裔女孩。早在我們懂得自己的尊嚴和價值，獲得獨立判斷能力之前，我們就學會了磕頭，學會了乖巧，學會了順從，學會了仰視和依賴祖父所代表的男權。男權自然有威嚴——記得我們磕頭時祖父臉上含蓄的讚賞嗎？男權自然也有愛寵——記得祖父在我們磕完頭後遞給我們的壓歲紅包嗎？磕頭——還有與之配套的一切——威嚴而又温情地拖住我們獨立前行的步子，在一次次重複演練的儀式中把軟弱和依賴刻到我們的骨頭裏。

作為一個這樣長大的華裔女性，我的美國女兒日益讓我「不知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