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圣诞节前的12月23日，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宣布了关于“雷洋案”的决定：对邢永瑞等五位涉案警察不予起诉。旋即，此后的三天里，超过1600名雷洋的人民大学（简称人大）校友们联署公开信，直书“不同意、不认可、不接受”，抗议丰台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在逾800名清华大学校友也加入联署，卷入更多其它高校校友时，一场中国大陆前所未有的校友运动，在雷洋死后的第231天成型了。

从社运轨迹观察，这场运动才刚刚开始，正在卷入越来越多的内地高校校友，也就是几乎整个新兴中产阶级。这场运动既可能随着刑事申诉的展开而深入，也可能因进程的悲观带来对司法正义更深的绝望，而最终寻求其它抗争手段（包括街头抗议），从而改变中国的政治景观。

不过，当局对雷洋校友的动员，从一开始就从未放松警惕，采取了各种监视、施压、分化手段。例如，一些积极参与者被“单位”领导谈话、劝诫；6月3日傍晚，人大校园一度便衣密布，防范校友返校聚集，官方校友会对参与者也似有打压。同时，有人不仅批评这场运动的温和风格，觉得不够“抗争”，也质疑这场运动的性质，认为雷洋校友属于中国社会精英，是阶级自利的。他们还认为，基于校友认同的动员方式不具有公民社会的性质，难以复制或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