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奧運期間，體操運動員商春松在中國大陸社交媒體引起熱議。出身於普通農民家庭的商春松，7歲就開始了艱苦的體操訓練，在各類國際賽事中成績優異。

媒體除了讚美商春松的努力付出與優秀成績，還有她的「懂事」：省吃儉用、銀行卡交給母親保管，並攢錢為天生眼疾的哥哥買房、治病，這些在傳統意義上的讚美，卻意外引燃了不少女權主義者的憤怒，他們認為，商春松承擔了過多的家庭責任，有被壓榨、「吸血」之嫌；省吃儉用與為哥哥買房之間的對比，也讓其家庭背上了「重男輕女」的罪名。在這種憤怒情緒下，網上甚至出現了對商春松哥哥直接的指責和攻擊，討論的話題重心也有所泛化，轉向了批判所有受傳統男權思維影響、經濟條件艱難的農村家庭對女性的壓榨和對兒女的區別對待。

無獨有偶，當圍繞商春松的討論熱度漸退，演員徐婷的病逝又再次吸引公眾的注意。與商春松相似，徐婷用極端的努力幫襯着自己的家庭，為父母買房，為弟妹提供經濟支持，承擔起遠超其他兄弟姐妹的責任。在得知罹患癌症後，她甚至表示「居然有一絲輕鬆，感覺要解脱了」，因為多年來辛苦拍戲，賺錢全部給了家裏，自己從不捨得花，壓力和辛勞大概都到達了她能承受的極限。在公眾眼中，徐婷的悲劇並非單純的不幸──父母無節制生育了七個子女、弟弟在經濟上對這位三姐長期的依賴，都為徐婷的早逝埋下伏筆。這又是一個被原生家庭壓榨到無力透氣的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