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中国政治正在发生一场大的转折，只是大概很多人都低估了，新旧政府更迭对地方政治的影响。一些地方官员，正在互相以激进作风表达效忠、并博取媒体关注，形成一场表面上看似小范围、地方性的，总体上却连续的激进主义治理运动浪潮，快速改造着城市景观。它不仅与全国性的反腐运动穿插，且与反腐造成的基层官员普遍怠政，形成有趣对比。其也有别于，人们所担忧的“文革”式的全国范围大规模动员。

例如，2012年底，河南周口开展“平坟”运动；2013年2月东莞开展“扫黄”；8月，公安部和网信办主导了一场“净网行动”，诸多大V以及互联网企业遭遇首轮清洗；2014年初，浙江省开始“拆除十字架和教堂”运动；同年秋天开始对以“传知行”为代表的独立NGO展开镇压，直到2015年针对人群律师群体的“709专案”。连2015年证监会对付股市做空投机的手法也相当激进，配以巨资，联合公安部直接抓人。

最近发生在深圳的电动车（电动摩托车）禁令，不顾世人哗然和市民生活受扰，而一意孤行，不过是这一链条的最新发展。因为，问题也许不仅有关电动车的路权，或者新能源企业（深圳比亚迪）在背后的可能推手，更事关上述激进的“局部”治理运动所总体呈现的极权主义景观。

如居伊·德波（Guy-Ernest Debord）所揭示的路径，“集中的景观从根本上与官僚资本主义相联系”。如此高强度的运动式治理，便以一种集中的景观，暴露着当下中国充满暴力的治理美学，投射着一股自上而下的极权主义力量，正在按照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新规划中国内地的城市图像和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