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雨伞运动的主力在于年轻人，而需要小区福利、关切基层服务则通常是老年人，这也是不利于泛民与伞兵之处。台湾有户籍制度，投票选区直接是由选举人的户籍所在地决定，而不需要选民登记。在香港，尽管在区议会选前，有些大学出现号召学生从事选民登记的活动，但是其成效仍是十分有限。此外，单独举行的基层选举通常不会引发热烈的投票意愿，毕竟投票需要花费个别选民的时间与其他成本。台湾去年底的村里长选举投票率高达68%，那是因为在“九合一选举”的风潮下，选民还可以一并投县市议员、乡镇市长、县市长的选票，提升了参与意愿。相较之下，台湾最后一次单独举办行村里长选举是在2010年6月，结果那次只有55%的投票率，远低于动辄七八成的全国大选参与程度。

因此，“伞落小区”虽然是高举的理想，但是要完整评估雨伞效应，却不能只用伞兵的当选与否作为单一指标。香港的雨伞运动明明是一场吸引全世界关注的抗争，但是在高度扭曲的选举制度下，这场运动的第一次政治考验却被迫是在一场只有几百或几十票就决定胜败的选举进行，等于要求世界杯足球队员来较量刺绣针织，这并不是一场公平的比赛。

尽管有上述的不利因素，选举结果显示，北京并没有成功地在这次区议会选举有所斩获。根据立场新闻的整理，建制派席少了11席，成为298席，而民主阵营（含泛民政党与伞兵）则是成长了25席，获得125席。在没有政党与资金的奥援下，8位伞兵顺利突围，甚至有些当选者更是击败了资深的建制派议员，更是这次选举中的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