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思路，其實從未認真面對「議題」本身，而將人的不同處境、位置、結構和選擇化約成簡單的私人恩怨。只有「不跟你好了」的喜惡，沒有議題，幾乎就是《三十三年夢》唯一的價值判斷標準，愛之即是、惡之即非，這樣的寫作帶有強烈的抒情性格，或許不該以世俗常理度之，但偏偏作家又多次自況「理性」。

此中張力，或許可從作家念茲在茲的胡蘭成找到淵源，那樣一個純主觀的、抒情與審美的、可以憑一己之好惡（如果不說是算計的話），無俚頭地將朱天心少作與李白並列。令人感到欣喜的是，朱天心終於在此書中質疑了胡爺的判斷一次：「我始終好奇他看到的是什麼？」（p.41）但也令人感到可惜的是，作家接下來飄開思緒，只寫胡的判斷如何影響了他們的人生，而不再去試着挑戰他。從那整套胡說的世界觀中打開一條裂隙的機緣一閃即逝，而這樣不考究實事因果而僅有直觀喜惡的思維，也就熔融整本書中，再難擺脫。如同黃錦樹五千字版書評〈藤壺與盟誓〉所言：「胡的辯術、世界觀終究會限制了朱家姐妹。以她們的資質，在小說上應該可以走得更遠。」

議題並不存在，於是這就讓我們困惑了，當作家說她「只肯站在文學立場」（p.148）的時候，她的文學主張、那個立場究竟是什麼呢？除了一處提及：「美學形式在文學藝術裏相較思維、意義⋯⋯是次一等的衡量價值標準⋯⋯要做到觸及或內有思維的，才是我以為了不起的作家。」（p.177）以外，我們看到的全是負面表列。但「內有思維」是什麼？能在貧瘠的思想中種植出來嗎？難道所謂的「文學立場」就是指「不寫不看不理解那些我不喜歡的政治」？（但喜歡的政治可以寫，那仍是「文學立場」？）